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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传统诗歌
2013-10-11 10:19:39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3179次 评论:0
中国佛教与传统诗歌中国佛教与传统诗歌

  约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佛教。约在公元前30年左右,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宗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结果,宗教的出现又对人类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佛教也不例外。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发展演化过程中不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主要是儒、道,思想文化的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进一步演化成中国化佛教, 即形成人们称之为的中国佛教。同时, 当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后,又反过来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隋唐以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诗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反之,佛教也对中国传统诗歌带来了重要影响,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以至在东晋以后出现诗僧和禅诗。

  诗人和僧人的交往及相互影响

  中国古代的诗歌, 自东晋之后便与佛教发生了密切关系。魏晋期间出现了“玄言诗”。这种诗以玄想、清淡为基调。但自西晋以后, 由于绮丽诗风的兴起, “玄言诗”一度销声匿迹。但时隔不久, 以佛教般若学的流行传布为契机, “玄言诗”又得到重生,至东晋得一时繁荣, 出现了许多著名文人和“玄言诗”诗人,如许询、王羲之等都与名僧支遁交游。

  进入南北朝后,诗风发生了变化, 两晋之“玄言诗”逐渐为“山水诗”所代替。 “山水诗”集大成者当推晋宋之际的谢灵运 (公元385—433)。谢在诗歌方面成就卓著。其擅长影物刻画,字句雕琢,喜用典故,注重形式,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传诵的名篇佳句。 (读者可参阅 《汉魏六朝诗选》)谢灵运不仅是一位“山水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推崇佛教之学士。这就使得佛教与谢灵运产生双向影响。谢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之沿身。必求性灵真奥, 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谢灵运对于佛教的经典和文理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在中国佛教史上,谢以参与改译《大般涅—经》为“南本”而著名。谢在诗歌方面,将佛理与山水相结合,开一代诗风,如代表作五言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双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到了唐代,中国古代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唐代诗苑中,百花竞放,奇才辈出。而唐代佛教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天台、华严、唯识、禅宗皆为名盛一时的四大‘宗派, 玄奘、法藏、惠能等各为一代宗师。这一时期,佛教对诗歌的影响也不断力口深。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等一代诗圣大家,也都佛缘甚深。李白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如毫发”之句;杜甫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中年皈依佛教, 以“香山居士”自许。在唐代诗人中,崇佛最甚者当推王维。王维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优受教”于道光法师。五维尤其推崇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 自取号“摩诘”。唐代另一位著名文学家诗人柳宗元也崇信佛教,柳宗元“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曾长期寄居佛寺,与许多僧人有交往,且常以诗文与僧人酬唱应对,并为许多僧人撰写墓碑铭文。

  在宋代,诗人与名僧相交游并留下了很多的趣闻轶事,最著者当属苏东坡。有一次,苏东坡欲拜访佛印禅师,拜访前先写信给禅师,要佛印禅师如赵州禅师迎接赵王那样迎接他。赵州禅师迎接赵王是禅史上一段有名的传说。据传赵王很尊崇赵州禅师,便上山参拜禅师,禅师不但没出门迎接,而且睡在床上不起来,并对赵王说: “对不起,出家人素食,力气不足,加之我已年老,所以才睡在床上见你。”赵王不但没责怪禅师,而且回去之后即派人送礼给禅师,禅师闻讯,赶忙从床上起来,披上袈裟,到门口去迎接。门人对禅师此举感到莫名其妙,便问禅师:“刚才赵王采时,你睡在床上迎接他,他的部下来了,你反而到门口去迎接,这是什么道理?”赵州禅师说: “你们不懂,我接待上宾是躺在床上,以本来面目相见;次一等的客人就坐起来相见;再次一等的客人,就取世间俗套出门迎接。”苏东坡要佛印禅师接赵王那样迎接他,亦即要佛印禅师以上宾之礼迎接他。但是, 当苏东坡快到寺院时,老远就看到佛印禅师在门口迎接他。苏东坡便嘲笑佛印禅师道行没赵州禅师高远,禅师便回教了一偈, 日: “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山门见赵王,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床。”意谓赵州禅师不起床之接,是不谦恭而非道行高远,而我到门口来接你亦非离开禅床, 因为整个大千世界都是禅床。佛印禅师的回答使苏东坡很是叹服。

  苏东坡少年就接触佛教,涉入佛教时间很长,交游的僧人很多, 受佛教的影响很大,这主要与家庭环境有关。因苏东坡的父亲苏洵 (历史上有名的“三苏”之一)涉入佛教颇深,与名僧多有交往。苏东坡的母亲也笃信佛教。

  苏东坡所结交的僧人当中,以禅师、师僧为多,交谊很深,特别是到了晚年,对禅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即谓“久参白足知禅味”说明他即好参禅且“知禅味”,并常把这种“禅味”融入诗中,写出许多富有佛理的传世佳句,诸如“溪声尽是广长舌, 山色无非洁净身”,“回头自关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等等。

  苏东坡之后,诗人文士中与僧交往并崇信佛教者代有其人,如元朝的宋濂、明朝的李贽、清朝的龚自珍等等,都是一些在诗文上有相当造诣,而思想上因与僧交往深受佛教、特别是深受禅学影响的著名诗人。

  诗僧与禅诗

  佛教与诗多有相通之处,原因有二:其一,就体裁而言,佛教典籍主要分为“长行”和“偈颂”。所谓“长行”,即用散文体直接叙述佛教教义, 因文句较长,故得名“长·行”。所谓“偈颂”,即以带韵之短句,重宣“长行”的内容或独立宣讲佛理。前者称“重颂”、 “应颂”,后者称“讽颂”、 “孤起颂”。 “偈颂”体制严格,节律固定,类似中国古代之律诗。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不少僧人常常以“偈颂”的形式来改造诗,或以偈为诗。唐代以后,偈诗有时很难做严格的区分。正如唐僧拾得所说: “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仔细。”

  其二, 自六朝之后,中土之诗人与名僧常郊游,互酬唱,使得许多名僧“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之就”,因而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批诗僧。这种诗僧自唐以后很多,并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其中,著名的诗僧有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贯休等,而王梵志有“通玄学士”之称,其诗“或咏歌至道,或嗟叹凡速,或但释义,或唯励行,或尼罗诸教”,包罗甚广。其内容多以宣扬佛教因果业报、劝人为善的思想为主,也有对世态炎凉、人间冷暖的描写与讽刺,带有很浓厚的道德箴言和世态风俗画的性质。在此举其一二:如《吾富有钱时》一诗日: “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若吾脱衣裳,与我叠袍袄。吾出经求去,送吾即上道。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是鹦鹉鸟。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人有七贫时,七富互相报。图财不顾人,且看来时道。”该诗以通俗的语言,凝练的笔触,把世事人性与金钱的关系揭露得淋漓尽致,并且运用佛理,警告那些只顾贪图钱财的不义之徒担心来世的报应。王梵志的另一首诗也很耐人寻味,诗日: “城外土馒头,稻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该诗可谓通俗诗中之佳品,一直为后人所称颂。

  寒山、拾得与王梵志一样,同为唐代著名诗僧。寒山因长期住于天台山寒岩而得名;拾得本为孤儿,相传为天台山和尚封干拾于路旁,故名。寒山,拾得常郊游于山间林下,吟诗作偈,为后人留下许多诗篇。他们的诗明浅如话,通俗易懂,除宣说佛理外,也描写世态人情, 山水景物。诗风幽冷,别具境界。如寒山诗《杳杳寒山道》曰日: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

  王梵志与寒山、拾得的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平淡质朴, 自然洒脱,谓之“皮肤脱落尽,唯有真实在。”这种诗风对后来者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还有一比丘尼,是作禅理诗之高手。他的《寻春》诗日: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该诗以极其生动形象的比喻,宣扬禅学南宗的思想,亦即学道求法,不可离开自身、 自心而四处寻觅。重要的是要领悟“此心此体本来是佛”,通过“明心见睦”,即可发现自我之“本来面目”。这种禅诗对后世的诗作影响极大。

  及至晚唐,名僧释贯休更是蜚声于诗坛。释贯休之诗擅长景物描写,于自然景物中流露出盎然禅机。例如《春晚书山家屋壁》:“柴门寂寂黍饭馨, 山家烟火春雨晴。庭花蒙蒙水泠泠,小儿啼索树上莺。”

  此诗意在写晚春山家景象。但诗既不写人,也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五代时的布袋和尚,是写通俗禅理之高手,如描写农夫插田的小诗, 日: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此诗虽是写农夫插秧的情景,但其“低头见天”、 “心地清净”、“退步向前”则深含佛理禅机。

  赵宋一代,也有许多著名诗僧,前面谈及的与苏东坡郊游的佛印禅师便是突出的一个。在此录其一小诗: “一树春风有两般,南枝向暖北枝寒。现前一段两来意,一片西飞一片东。”此诗深含佛教“物我一如”的思想,意谓一切诸法都是因缘而起的,都是真如实相的体现。

  唐宋二代,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批思想深刻、才华横溢的诗僧。他们的诗,往往信手拈来, 自然洒脱,言浅意深,别具境界,对当时的诗人、诗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再之,自唐一代,佛教盛隆,五代两宗,禅宗流行。许多文人诗客纷纷学佛参禅,把自己所学之佛理,所参之禅趣,融入自己的诗文之中。所以,唐宋可谓禅诗盛行。如禅诗高手苏东坡的代表作《琴诗》云: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该诗的特点便是引佛理、禅意入诗中,令人读后深有感悟。

  唐代王维的许多诗作亦有此特点。如《终南别业》诗日:“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该诗以自在安闲的笔调表达了自己厌世好道、优游山水、随遇而安的心态。王维的许多诗都深含佛理禅趣,从表面上看,他所写的多是“苍山”、 “日色”、 “青松”、 “翠竹”、 “鸟啼”、 “花笑”、 “流水”、 “钟声”……实际上所表现的多是一个圆满自在、和谐空灵的“真如”境界。

  禅对诗的影响,除了表现为许多诗人创作了大量禅诗外,还表现在后期的禅风对唐宋以后的诗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僧人的诗偈运用的语言透彻·洒脱、生动活泼、精明简要,更是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禅师们说偈悟道的方式,为诗人们打开了吟风弄月,寻诗觅句的新路。

  总之,诗与禅的相互关系,从方法和内容看,主要是禅对诗的渗透和影响,从形式上看,则禅偈受诗的影响极大。正如元好问(1190—1257,金代著名诗人、诗词家)所言: “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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