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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大美季羡林
2017-08-26 10:11:52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285次 评论:0

    题记:先生星殒京都,国人同泣,令吾辈者哀念追思不已。

    被温家宝总理誉为人中麟凤,被历史学家范文澜称为“国宝”,被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席郝斌教授赞誉为当之无愧的“镇校之宝”。

    季羡林的母亲姓赵,俗季赵氏,终生连个名字也没捞上,更甭说文化什么的了。

    季羡林记事的时候,家中非常穷。一年里只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红高梁饼子是主食,玉米面饼子成为珍品,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无异于吃龙肝凤髓。他的童年,没有幼儿园,没有书香,没有父爱母教,对于城市、高楼、电灯、娱乐、英雄等等,缺乏起码的想象。

    而且他在小学和初中时非常顽劣,不仅打架斗殴,还曾几次策划把老师轰下讲台。

    正谊中学初中毕业后,季羡林在该校读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当时,山东大学校长是前清状元王寿彭,是有名的书法家,提倡尊孔读经。季羡林的国文教员王昆玉是桐城派古文作家,由于他的影响,季羡林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读《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苏洵、苏轼、苏澈等名家的文章。季羡林后来说,自己有意识地用功,是从山东大学附中开始的。

    在山大附中,季羡林每次考试都是甲等第一名,三年“六连冠”。第一学期,即是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又超过95分,因此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幅对联(才华舒展临风锦;意气昂藏出岫云)和一个扇子面奖励季羡林。当时山大附中高中共有六个班,当然就有六个甲等第一名;但他们的平均分数都没有达到95分,只有季羡林这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是97分,超过了标准,因此,他就成了全校中唯一获得状元公墨宝的人。

    而且在高中三年级,在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也以白话为主情况下,他没有放弃钻研,他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李煜、陆游、姜夔等诗人、词人的作品,他读了很多。这对他以后的研究和写作,无疑影响深远。

    1930年夏天,季羡林高中毕业,随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班毕业的作多位“举子”,联合“进京赶考”,他是三人榜上有名者之一,而且“连中双元”,同时考上北大和清华两个名牌大学。由于考虑到清华出国机会多,所以选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德国教授做学问的彻底性影响了他的一生。季羡林从内心深处感激这位博士父亲,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没有创见,不要写评说昌,否则就是浪费纸张。

    季羡林看书,特别注意搜集资料。有时候,随便看书,忽然发现有用的资料,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一类,把材料写上,再分类保存,他认为搜集资料要巨细无遗,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因为天下没有无用的材料。

    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经陈寅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为了专心研究,他独自过了16年才把家属接来。即使“文革”期间当门房儿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蔗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羡林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

    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季羡林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自己的,那就根本不存在“边角废料”问题。季羡林没有这个福分,几乎没有完整的时间。

    有时候,季羡林坐公共汽车,在等车时是,往往也思有所得,便从兜里随手掏出一个小纸片,或从地上捡个废烟盒,顺便写上,也是一篇妙文。

    95岁那年,他腿部动了手术,住进了医院,举步极为困难。所以从入院第一天起,他就把办公室搬到医院来了。每天上午,在医院的日志上是治疗时间,在季羡林的闹钟上却是“干活”的时间。为此,凡输液,必伸左手,留下右手写东西。于是,滴水石穿,又一部《病榻杂忆》逐日加厚。

    1968年被打成黑帮后,季羡林劳苦致病,甚至不能行走,自己爬行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医生。为此,他曾想过自杀,但当他准备好了安眠药打算到颐和园自杀时,革命小将又来了,把他拉去批斗。这是他第一次受批斗,享受了耳光、唾沫、掌击等种种待遇之后,发现自己也是能忍受下来的,便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

    经过几十年的辛勤笔耕,季羡林已经出版了1200多万字的著作,走向学术巅峰,真正成为著作等身的学问大师、当代鸿儒。他涉及的领域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翻译学、哲学、教育学等多方面,所通12种语言,其中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几乎是绝学,其学术著作在文化交流、佛教、语言学、糖史等方面均成一家之言,有传世之作。

    印度政府把国家最高的“莲花奖”授予他,在中国,唯其一人而已。

    人们敬仰季羡林,不仅因为他的学识和思想,更因为他的人品,其为人风骨和人格魅力更为人们推崇。

    季羡林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咔叽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

    有一年秋季,一位独自来北大报到的新生,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正在着急怎么办的时候,忽见对面走来一位清瘦的老头,对方光头脑袋,上身穿一半旧的中山装,领口露出洗得泛黄的衬衣,足蹬一双黑布鞋。新生以为见到老校工,于是怀着试试看的心态走向前问:“大爷,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行李?我去办手续。”没想到这位老人爽快地答应了。等他报到回来,已是好几个钟头了,而老人还尽职尽责地蹲守,坐在那里帮他看着行李。学子大为感动,深深谢过,老人就离开了。过了几天,在开学典礼上新生惊讶地发现,那天给自己看行李的“老校工”,竟然坐在主席台上,竟是闻名遐迩的学术泰斗、北大副校长季羡林,他对同学说:“就像个邻居大爷,一点也看不出来。”

    人格,才是最高的学府。

    央视编导周兵在回忆拍摄《东方之子》一些铭刻在心的经历时,特别提到了季羡林。周兵见过老人三次,第一次是白岩松在1995年做《学者访谈录》时。当时季羡林坐着,在白岩松掏名片准备递给他的一刹那,他就站起来,弯腰等着。白岩松掏了较长时间,季羡林就一直弯腰等着,这个场景令在场所有人感动不已。后两次采访他时,虽然季羡林已经有些不记得记者们,但大家每次走的时候,他依然会站在家门口,很有礼貌地望着大家渐渐走远,周兵感叹道:“做人做到这份上,真让人敬佩。”

    有关高屋 诚请季羡林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婉言谢绝说,我只会教书,不是当官的料。后来,又有人推荐他当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他说:“叫我教授,我脸不会红;叫我作家,我脸会红,因为我只能算是作家票友,哪有资格当作协主席?”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一些人热忠名利、崇尚浮华的景况下,他毅然主动摘下外界冠以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甘愿找回一介布衣的本真面目。季羡林的自知之明,鲜明地体现了一个大学问家的涵养、学识和高风亮节,令人敬佩,值得称羡。

    他说:“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既求实又恳切。用季羡林自己的话说:“近年季羡林走俏”。然而,光环和浮名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季羡林,理解他的平淡和孤寂,理解他拒绝“一代宗师”的称号。“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有人问季羡林:“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季羡林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他很喜欢顾炎武的两句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他谦虚地说:“我哪敢自比苍龙?比做老树,也许还是可以的。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再行一点雨,再著一点花的。”

    季羡林在三O一医院看病时,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季羡林马上把秘书找来,吩咐叫人去买,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先生发话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季羡林就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住院期间,下午是季羡林雷打不动的读书读报时间,由于眼睛必须保护不再看电视,季羡林就特别重视读报,这是他通往世界的窗口。有时秘书李玉洁怕他累着,故意丢下了这张忘记了那张,但季羡林却不动声色,一份读完了,再点另一份,几年时间一份都没落下过。

 

Tags:季羡林 责任编辑:热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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