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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口语化”写作
2015-06-22 10:42:50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1802次 评论:0

  近期,诗歌创作重新引起社会关注。去年,四川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周啸天以《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论界和舆论界一片哗然。许多人将周诗讥讽为“新闻诗”“口水诗”,但王蒙、杨牧、高洪波等人则认为周诗为古体诗的当代创新。这件事既是新媒体时代的网络事件,同时也是极富文学研究价值的事件,它暗含着中国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发生着的一种革命性的历史变化。

 

    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精致的,语言文字的使用不仅是媒介选择和审美需要,字词也往往指向生命价值等终极领域。《诗经》以来的中国古典诗歌在整体上拒绝生活化用语,将语言的美感和书面感发挥到了极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人的白话诗运动颠覆了传统,在当时也被很多人讥讽为口水诗和“非诗”。现在看来,如果没有那场白话诗运动,就很难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它关联的是一场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全方位的革命。

 

    在某种意义上接续“五四”白话诗运动的诗歌“口语化”运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四川。“非非”“莽汉”“东方整体”等四川青春诗派开始了一场对“五四”白话诗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汉语书面诗的集体人才反拨,语言文字粗粝直白,几乎完全不合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章法。在四川“第三代”诗人中,李亚伟和杨黎的“口语化”倾向最为明显,李亚伟的《中文系》:“中文系也学外国文学/重点学鲍狄埃学高尔基,/有晚上/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他大声喊:同学们/快撤,里面有现代派”,几乎丝毫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诗意。杨黎的《为一个朋友写一首诗》:“我要为铁蛋写一首诗/这个想法产生在他回成都那天/当我们二麻二麻的分手/我回光熙门北里/他直接去机场/这个已经快三十年的朋友了/突然像一句诗/嘎嚓一声/横在我的路上/公元2002年4月/他来北京呆了三天两夜/我们一起吃了一、二、三、四、五顿饭”,诗句直白得让人瞠目结舌。

 

    四川“第三代”诗歌虽然有明显的“口语化”痕迹,但精美雅致的书面诗即便在当时也比比皆是,像石光华的《梅花三弄》、何小竹的《葬礼是看见那只红公鸡的安》、蓝马的《茶道》、万夏的《词,内心》、欧阳江河的《茨维塔耶娃》在诗情词法上并没有和戴望舒、卞之琳们以及北岛、顾城、舒婷们存在明显的断裂,依然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汉语书面诗的精品和代表作品。即便是以非文化“莽汉”自居的李亚伟和杨黎,在“口语化”之外也有《闯荡江湖:1986》《对话》《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等传统意义上精致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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