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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在搞笑诗歌的时候,说明什么?
2015-03-01 10:16:48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2402次 评论:0

  余秀华在卧室里翻看以前的诗歌(1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程敏/图)

  社会在搞笑诗歌的时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众的欣赏水平高了,觉得梨花体、乌青体呀,把诗歌写成这样怎么能叫诗歌呢?

  当他们自认为知道如何判断诗歌,正好来了一个余秀华,他们认可余秀华,他们发动起来推广余秀华,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些人推广余秀华。

  李少君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诗歌的朋友,他在主编《天涯》杂志时,跟朋友一路开车在江苏浙江地闲逛,很多草根诗人,从杨键、江非到后来的雷平阳,都是这期间遇上的。他给这些工农底层的诗人开研讨会,隆重地大篇幅推出作品,篇幅都不小于现在的余秀华。

  李少君也把余秀华归入“草根”诗人之列,不想遭到不理解的人的批评。李少君仍坚持他的判断,中国现代诗歌经过向西方学习一百年来发生了一个转折,即从自上而下的启蒙,到自下而上的生命喷薄。正如中国电影在1990年代的低谷时期大规模建设院线一样,文化高速公路的诗歌基础建设也准备好了——网络时代的传播方式,而余秀华,就是一个临界点。

  以下为李少君自述:

  诗人是精神贵族,何来草根?

  余秀华是第一次在《诗刊》上发表诗歌,她以前在别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但在《诗刊》上的发表,是她被热议的主要起因。

  《诗刊》2014年9月的下半月刊,一共九首诗。配上她自己的创作谈,加上刘年的一个推荐,“双子星座”栏目主要是推年轻诗人的,前面有她的照片简介,有六页。发了以后当然是在一个圈里面还是引起了注意,因为当时刘年写的这个评论比较激动,让人比较注意这组诗,应该说看过的都还是有些印象,有些反应还比较激动。

  余秀华的诗歌,还是情感的冲击力特别强,因为我觉得她的感情比一般人要强烈,与她本身外在条件受制有关,很多积压的情绪化为一种感情喷发出来了。再一个可能就是这种反差引起大家关注,很多人开始读时不以为然,但读了之后很激动。我碰到过好几个人跟我这么说,他们就是读了激动。

  我写过一篇文章给《新京报》,实际上是非常客观公正的一个视角,重点从余秀华看当代诗歌的“草根性”。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很不高兴就批评我,说诗人本来就是精神贵族,何来草根?他说谁规定诗歌谁来写谁不能写,整个就把我批了一顿。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诗歌圈外的,对诗歌界的情况本身不熟悉。

  最早有一年是2003年,我当时做《天涯》杂志的主编,当时和一帮诗人,就是杭州的潘维他们搞了一部车,我们就开着车从杭州到苏州,一路上随便转一转,就不断地碰到一些诗人,有的诗人甚至在村里面的,有的诗人可能就是一个县城里面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什么的,当时很奇怪的就是这些人我完全没听说过,见面就送上诗稿,那个时候诗稿都是打印的。

  我看到这些诗吓我一跳,我说这个诗写得蛮好的。最后见到了杨键、江非,他们当时已有一定诗名,生活很清贫,但诗歌别开生面。杨键当时是一个下岗工人。江非当时的身份就是一个农民,是农村户口,在务农。

  我们以前认为诗歌、诗人都是高高在上,像早期的诗人北岛、芒克这样的;但突然发现这样一批诗人,写得这么好,身份却不符合我们对诗人的想象。当时我就感觉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们到常熟后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当时就比较冲动,想到一个词,就叫“草根性”。江浙这一代当时乡镇企业比较发达,乡镇企业认同草根,我就用“草根性”命名这样一种诗歌,从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带着本土的、地方性的经验,而且很有个人的那种特性的诗歌。

  以前的诗歌传统是从上而下的,诗人要启蒙大众,朦胧诗实际上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你看一批高干子弟,比较早的接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现在过程反过来了,是自下而上的。

  我本身也一直在编诗歌,就有意识的推一些类似这种情况的写的特别好的诗歌。当时在底层或者基层的这些诗人中,有一个叫雷平阳,雷平阳一次性给了我二十多首诗歌,当时我就在《天涯》给他发了,我接着开了一个关于雷平阳、潘维的研讨会,研讨会争论很激烈,《羊城晚报》用了八个版来讨论雷平阳的诗歌,雷平阳就开始广受关注。余光中当时都写了短文章,臧棣、我,也包括徐敬亚都参加了讨论。后来陆续有了郑小琼、谢湘南这样的“打工诗歌”。

  雷平阳最早是县里面的一个写材料的,后来跑到昆明一个建筑报当记者,慢慢写了一些东西之后,调到《滇池》杂志,我印象中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准备往《滇池》调。研讨会对他影响特别大,当时《诗刊》下半刊用了十个版转发有关讨论,不比余秀华的规模小。

  余秀华在电脑上查看自己博客上的网友评论(1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程敏/图)

  当代诗歌需要余秀华吗?

  我认为,自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诗歌借助网络及BBS、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力量,进入了一个全民写诗的时代,也就是一个诗歌的“草根性”时代,人人都可自由地表达,任性地写诗,用一句话来说,是“天赋诗权,草根发声”。

  实际上像“去睡你”这首诗,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女性写的,很可能这个女性会身败名裂,但是余秀华那么写就变成一个精神的象征了。总之,余秀华这个现象是不可复制的,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

  这个现象起码有一个好处,当代诗歌第一次相当广泛地被肯定,前面有几次诗人和诗歌在网络上都是被恶搞,被调侃,这次基本上还是褒多于贬。也可以说是当代诗歌终于被当代接受了。

  1980年代,整个社会有一种精神的需求吧,有点像物质一样,从一个极度匮乏到一个强烈需求,所以很多东西被拔高。当时的诗人是从上而下的一个启蒙,像北岛、芒克,他们身份本身也是工人,但他们实际上跟现在的工人、农民还真不一样,他们都是高干高知子弟出身。而且他们底子也不一样,他们小时候都是在北京受到教育的,实际上那是一个跟五四时期差不多的草创阶段,实际上带一种身份的光环。北岛他们作为一个诗人出现在大众面前,显得很高,大家都是对他仰望的。包括到了198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还是主要在学校里面。

  1990年代突然进了一个物质化汹涌的一个时代,诗歌一下被边缘化,大家就把诗歌这个事情忘记了,从精神需求突然转到了物质需求。

  1980年代,启蒙时代只有精神的自我,没有物质的自我;1990年代只有物质的自我,没有精神的自我。可能现在到了一个新的时期,物质的自我和精神的自我,两者都需要的时候。

  社会在搞笑诗歌的时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众的欣赏水平高了,觉得梨花体、乌青体呀,把诗歌写成这样怎么能叫诗歌呢?尤其经过在教育普及之后,人们文化素质和各方面的水平都提高了,他们自认为知道如何判断诗歌,正好来了一个余秀华,他们认可余秀华,他们发动起来推广余秀华,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些人推广余秀华。

  今天的精神需求和1980年代的精神需求不一样了,就相当于诗歌这个市场开始有了。我拿电影来做比较,有一段时间大家不去看电影,是因为受制当时各种原因,就是大家的追求转向了物质追求,看不看电影无所谓。就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在低潮的时候,把电影院线建立了,相当于高速公路建立了,可以跑车了,开始填充电影产品了,诗歌也是这个情况。

  毕竟教育在普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对好的教育人越来越多。他们阅读水平和各方面平均水平还是提高了一些,这些人慢慢成长起来之后,他们自认为对诗歌也有自己的判断力和发言权,他们有自己的标准。这一次,他们找到了余秀华,他们认为这个诗是不错的。所以在诗歌边缘化的时候,表面上大家远离了诗歌,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上,随着教育普及,社会普遍文化素养提高,诗歌这个基础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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