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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我又一次说到风暴──王寅访谈录
2010-12-19 18:41:08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1300次 评论:0

我和王寅两度共事,前后几年。他在上海,我在广州,由于工作的原因,联系渐渐频繁,但无论见面,还是通电话,我们说的都是别的,很少涉及诗。这符合他的习惯,也符合我的习惯,无论大家独自在诗中浸淫得多么深,多么久,都可以把诗的抽屉推到日常生活的橱柜的黑暗深处。他和我认真地谈论诗,只有这一次。 

    谈话持续了将近4小时,有一点信马由缰,却并非漫无边际。王寅的诗学徒期,王寅的诗美学,王寅心中恪守的尺度和戒律,王寅对诗和生活之关系的态度,1990年代之初那次持续几个月的黑暗中的辉煌的爆炸,都经由他本人的嘴,说出来了。诗,像一个秘密的护身符,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 

    这次谈话没怎么涉及王寅的一些具体作品。这样也许更好。真正卓越的诗,一定会突破字面和“本意”,向更多的意义和可能扩散,弥漫。王寅当然不愿化身为读者和评论家,来谈论自己的诗,他把感受、评论、引申和发挥的权利,交给了读者和评论家。在今年春节期间为他举办的那次诗朗诵会上,他吃惊地发现,读者是很有水平的,他们可以很好地朗诵一首诗,证明他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一首诗。他感到非常欣慰。很久以前,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冬天还热爱一个诗人.。”现在他一定会在心中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一个诗已经快要死亡的年代还热爱一个诗人.。” 

    如果我们开动宣传机器,王寅也许会成为诗人.中的明星,因为他的人和他的诗一样漂亮,符合人们对于诗的想象,因为他的诗既适合默默地阅读,又适合朗诵(也许,是在小剧场那样的环境?)。但是王寅会在这部机器面前退回去,回到他已经呆得游刃有余的现实世界。他在现实世界里不像其他诗人.那么痛苦,不像很多诗人.有那么长时间的不适应。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他的力量不但没有被现实剥蚀掉,反倒在现实的磨砺中生长得更加丰沛,更能够撼动我们。 

    王寅早期诗中的那些词语和意象,感觉是一双戴着麂皮手套的手,从词语和意象的密林中极度挑剔地精选出来的。毫无疑问,很多东西,是绝对不可进入诗人.的法眼的。王寅不否认他1990年代以前的写作,是“为文学而文学”的。那些诗给了我们大量的诗意,但对日后的王寅来说,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他曾经用了一个自己觉得有点“肉麻”(其实不是肉麻,而是被滥用了)的词:生命。那些诗里缺少生命! 

    这并不是王寅一个人的问题。形式主义是很多当代诗人.都曾经趟过的一条清澈之河,在有些人那儿,那条河在清澈之余,竟一无所有。 

    王寅的生活并没有大的坎坷,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却足够折磨。为了调动工作,他在校长家里“折磨”校长的故事,是这次访谈中挖掘出的最让人寒心的故事。他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无法活在一个自造的幻境里。在令人心灰意冷的现实面前,他用诗营造的幻境,崩溃了。正是这种崩溃令后期的王寅爆发出当代诗中罕见的力量和光彩。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之初,那些被一种类似于火山岩浆般看不见的力量推动着喷薄而出的诗,更多地是命运之手在一个诗人.心灵上留下的粗暴的指印,在诗人.的琴弦上刮擦出的刺耳的、尖厉的声音,有时,简直要将琴弦扯断!而王寅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对位法:他顺着那股力量,将它结实地演奏出来了。 

    依然是那么漂亮,却已经放弃了制作;高超的手艺仍在,却完全听命于心灵的力量,──直面冷酷的命运的幽灵,与之对峙,相撞,或者一同顺流而下;激情宣泄,却暗中紧扣那根暴烈的缰绳。这些诗,仿佛一把斧头劈开了冰封的大海,让我们直视已经改变了颜色的太阳,鲜花和灾难。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笼罩上了一层阴郁的,悲剧的色彩,一切都映射着我们置身其中却看不真切的世界的寒光,让人倒吸一口冷气! 

送斧子的人来了 
我们的头来了 
  ──《送斧子的人来了》 
又是冬天了 
死亡不可迷惑 
信心无法医治 
…… 
微小的锋刃 
巨大的痛苦 
预感和结果 
就像两列火车迎面急驶 
将在我的头顶上相遇 
   ──《今天的光芒》 

不会再受伤了 
不会再癫狂了 
亲爱的教父 
向你致敬 
灵魂终于出窍了 
──《灵魂终于出窍了》 

    “我又一次说到风暴/是因为我酷爱这个词。”这句诗,也许泄露了王寅内心的秘密。这样的强度,这样用折断、粉碎和无言,来反抗黑暗的压迫的意志,这样的从生活那儿领教来的致命的箴言,引领我们活着经历我们的死,死着走向我们的永生。 
…… 

杨:你最早开始写作的时候,你父亲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反应吗? 
王:我们家其实蛮有意思的。我的爷爷那时候就是吃文字饭的,他最早在日本留学。 

杨:学什么? 
王:学的是经济。 

杨:他留学的年代跟周作人他们差不多前后吗? 
王:比他们晚一些,30年代吧。我家里还有一份他“文革”时写的自我批判的材料,里面提到在日本的什么学校读书,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编杂志,做主编,做大学校长。也很能干。 

杨:一直在上海? 
王:不是。他是抗战以后才到上海的。 

杨:以前在哪儿? 
王:以前在上海呆过,在交大也读过书,然后去日本,在东京政法大学留学,回国之后主编一份叫《开发西北》的杂志。后来,抗战爆发就到了重庆,抗战结束去北京,做一家报纸的总主编,再到上海,拖家带口,父亲母亲,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妹妹,全靠他一个人养,后来就开一个磅秤厂,成了资本家。他特别反对我写东西,因为他在“文革”当中吃了太多苦,觉得实在是没有意思。他希望我去学数理化,就跟我父母商量,我父母也非常实在──至少考进大学吧。我说考文科也可以进大学,因为我数学非常差,不可能把数理化弄上去。 

杨:他们没有让你在数学上下点工夫? 
王:这个不可能的,我没这个天赋,太痛苦。中学的时候,我用赋的形式写过一篇文章给我爷爷看。之前他要看我的东西,我一直不给。那篇东西我比较得意,就给他看了。他一看,觉得非常好,就写信跟我说,没有想到你还是很有写作天才的,但是考虑到以后的生计,你还是要学好数理化。那封信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跟父母一直有冲突,他们觉得你为什么老是去弄那些不正经的东西,我看的书他们也是觉得没有用的。 

杨: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王:我父母也都是上海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和我是校友。他们都是中学教师。 

杨:你父亲教什么? 
王:都教语文。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比较有趣,他反对我写诗,看文学书,但他自己也喜欢,所以他经常会去买这些书回来,我家里那些外国文学都是他买的。而且他那个时候帮学校图书馆买书,买了可以报销,买回来就自己先看。有些书明显超过我的接受程度,他觉得比较有意思,就买回来了,我就先睹为快。中学和大学的时候,确实看了许多书。 

杨:有没有闹得比较僵的时候啊? 
王:有。 

杨:那怎么办? 
王:那还能怎么办。当时更痛苦的是他们,不是我,他们真是一筹莫展。我的诗集出来之后,送给我父母一本,他们特别高兴,让我在上面写上字。我说自己人还写什么字?他们说,你不写,人家还以为是我们从店里买来的呢。我想他们一定很高兴的。 

杨:最初发表诗的时候,他们应该也很高兴吧。 
王:对啊。那时考上大学,他们就放心了一半,觉得会有一个工作了。当时他们主要担心我考不上大学。 

杨:在大学那么多年还是持续写诗,这个他们有没有担忧过? 
王:没有。他们不管了。 

杨: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很早就有名气了? 
王:这个我不会和他们交流的。 

杨:那他们没有什么渠道去了解吗? 
王:可以从侧面了解到。那时候诗人.频繁流窜,经常有人来敲门,有时候父母会招待他们吃饭,那时候他们会听到一些。但是他们对这个可能并不看重,也许看到我在报纸上以本报记者的名字出现,他们更高兴。朗诵会那天我父亲还特地去了,我说你们来,我会很不自在。他们说,那你就不用管了。 

杨:你在台上朗诵的时候会看到他们吗? 
王:朗诵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其实我只朗诵了三首,其他人都很踊跃,根本不用我朗诵,所以就没我什么事。

杨:你的诗里面,我看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绘画的,一个是超现实主义。 
王:我没觉得。我所有的诗都是写实的,我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没有太多变形、扭曲的东西,都是很实在的。意象上也是很实在的。 

杨:惠特曼的那种情感是外化的,你的那种情感似乎更加内在? 
王:我比较内向,表达的时候就会比较含蓄一点。这是我的一个致命伤,我永远也达不到像惠特曼、聂鲁达这么奔放,这么舒展,这是一个人的气质所决定的。我读书的时候,也尝试过写长诗,模仿他们,事实上没有这个气质就做不到,后来就放弃了。恰恰是这些人你无法企及,他们的高度永远在那边,他们永远在你头上,永远在你的前面,你朝那边走也没有用,你永远不会做到像他们那样。反而是那些气质跟我比较接近的诗人.,很容易让我不用再去看了。往往是那些你反复去看的人,才恰恰是最重要的人,值得你一直去学习。 

杨:对你来说,哪些诗人.是可以不用看的? 
王:太多了。我只能说我要看的,像惠特曼、聂鲁达、里尔克……真正可以反复看的诗人.并不是很多。 

杨:你对音乐性的追求呢?你的诗一直歌唱性很强。 
王:越来越敏感吧。写的时候会比较注意。我的诗很少修改,我前一阵找我以前的手稿,看到90年代初期的诗,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怎么写一首诗的,怎么去修改,怎么去定稿,很有趣。一首诗形成在纸上的过程非常简短,非常快。 

杨:像有些人一样要打腹稿吗? 
王:也有。但是有时候不太可能打,来得很快,可能第一句诗就让后面的句子都出来了。其实这个腹稿一直在打,只是某一天这个龙头开了,某一句诗,或某一个意象把打了很久的腹稿都一起倒出来了。 

杨:大学的时候,花在诗上的心思很多吧? 
王:非常非常多。除了吃饭、睡觉,看书也是跟诗和文学有关,不做其他事情。 

杨:以别人的诗作为你诗起点的时候多不多? 
王:应该讲当时第一次接触一个很好的诗人.,肯定会有很多很多感觉,会让你感觉到新的可能性。比如,看到埃利蒂斯,你就会发现,原来诗可以这样写。当时觉得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的好诗人.,隔三五天就会发现一个特别好的诗人.,而且都写得不错,其实是蛮开心的。当然现在花在诗上的时间不多了,也发现不了那么多好的诗人.了,另外自己也挑剔了,不会像以前那么兴奋,那么容易激动了。而且我现在去看当年自己写的诗,模仿痕迹还是很重的,甚至可以看出来,当时这首诗是看了哪一个诗人.的诗之后的模仿。 

杨:都模仿过谁呢? 
王:印象比较深的是那时候模仿罗伯特.勃莱和詹姆斯.赖特。那些诗是王佐良翻译的,发在《外国文学》上,当时非常非常喜欢,而且它是以中国古典诗作为题材,等于把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甚至已经烂掉的东西又焕发出生机。我觉得,一个诗人.他是大师还是小诗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不能给我带来什么东西。当时非常非常喜欢,还把他们的原诗找来看。《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那首诗的标题也和他们的诗有关,他们诗的标题都非常长,就是一个很长的陈述句。 

杨:翻译家对你有影响吗? 
王:那就很多了。巫宁坤翻译的迪伦.托马斯、袁可嘉翻译的叶芝、汤永宽翻译的艾略特,还有王佐良翻译的很多英美当代诗人.。王佐良我一度非常着迷,他翻译过一本彭斯的诗选,我也买来看,他还写了很多介绍英国散文的文章,他本人的文字也非常好,洗练、有节奏,他出的书我基本都买了。 

杨:袁可嘉主编的那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是我们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出的,对很多人影响非常大。 
王:那套是看得最多的书,当时先出了第一、二册,如获至宝,赶快买看,后来出了三、四册,吸引力就不如第一、二册。 

杨:你看洛尔迦还要早?我最早看到就是在那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里面。 
王:对,我在大学图书馆借到五十年代出的洛尔迦的好几本诗集,惊为天人。有洛尔迦译诗的《戴望舒译诗集》是83年才出的。当时还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海明威研究》对我们的影响也非常大,那书不是很厚,但是那里面的写作观、理论,包括人生观的影响可以说巨大。比如,“一个认真的作家只有同他知道的优秀的死人比高低”、“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愉快的童年”等等。 

杨:最早对你的诗写作有刺激的小说是哪些? 
王:有很多。当时小说也看得很多,那时候小说不分流派,都看。小说家对我的影响要超过诗人.。他们对题材的把握,包括很多很多实验性的东西,比如说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他们的一些东西写得比诗人.还好。还有格拉斯、卡内蒂、略萨、科塔萨尔都非常好。每个国家都有一两个人会让你非常着迷。这些人如果写诗的话,一定也是非常厉害的。 

杨:卡夫卡对你有没有影响? 
王:卡夫卡影响非常大。但是,一开始卡夫卡我看不懂,读大学的时候,他的小说集全都看过。后来,忽然有一天就看懂了,他可能比他们所有人都要厉害。 

杨:你们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老师开过现代派文学课? 
王:没有。我们那时候老师都很差,他们上外国文学课,自己都不懂外文,讲的都是浪漫派、现实主义,这些东西我都可以给他们上课。浪漫派、现实主义我在中学的时候已经烂熟于心了。我的中学是个重点中学,有很多好书,中学的图书馆分两部分,新书是开放的,“文革”前、解放前的老书都堆在一个很旧的屋子里,管这个屋子的老头是个右派,跟我特别好,就跟我说:你来看吧。我经常去,在里面翻来找去,搞得满身尘土,挑一本回去,很快看完,看完就抄。包括拜伦、普希金的诗,巴尔扎克的很多书,那是77年以前看到的。所以到大学的时候,这些功课其实我已经修完了,像雪莱的诗,我在初中时就已经看过了,《密茨凯维支诗选》和《塔杜施先生》也是那时候就看过了,现在想想也有点不可思议。 

杨:那时迷不迷这些? 
王:很迷啊。还有些诗人.名字都忘了,但当时觉得非常过瘾。 

杨:你的写作没有一个浪漫主义阶段吧? 
王:有,中学的时候,包括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那些诗很唯美,意象特别陈腐,现在看来特别甜腻。但这个过程好像也不持久,很快就过了。 

杨:在你的诗中,你所说的那种语感、节奏感和音乐性,好像已经成为秉性中的东西了。 
王:我觉得这是天生的。有的诗人.很努力地写,但你一看就知道是没有语感的,或者遣词造句是有缺陷的,这些可以后天训练,但是不可能彻底改变。有的人说话就特别流畅、特别好听,这就是天生的,写诗也是一样。我有这方面的能力,但就是没有那种去写长诗、写史诗的能力。老天也是公平的吧。 

杨:就是说在写作中也存在流畅与口吃的分别。 
王:是。这没有办法。我比较幸运,老天爷给了我这部分的天赋。诗是可以训练的,比如很多技法上的东西,包括隐喻、通感,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但是一个诗人.根本的东西,他的感觉、遣词造句的独特性就没有办法。 

杨:你觉得具有这种不可复制性的当代诗人.多不多? 
王:很多,但是体现在不同方面。比如,有人对题材的把握特别灵,有的人抒情性特别强,比如柏桦,他在这方面有超过别人的能力,这就是他的幸运。 

杨:这些年,很多人在诗的技术上下了很多工夫,呈现出来的是复杂的写作,甚至是一种炫技的写作,你在这方面好像没有作过多的努力。 
王:说实话,这样的做法我是瞧不起的,因为我觉得诗更多还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的东西,没有这些,再漂亮又有什么用? 90年代以后,我写那些诗,感触就更深,诗里面有没有东西,是不是有血有肉,或者是否真的把心思放进去了,一看就看得出来。技巧跟内容是紧密相关的,只有内容才能带来技巧上的突破或改变。现在很多诗人.的诗写得太完美了,技巧上无可挑剔,却没有内容。这样的诗,写它干什么呢?而且人到一定的年龄,还在乎这种东西,还这么对待自己,我觉得很划不来。我们的时间也不会太多,一个人真正能够写作的时间能有多久?没必要把大把时间花在这种不值得的事情上。 

杨:但是,你难道不会在技术上追求一些变化吗? 
王:这个其实我是很注意的。特别是80年代的诗,我一直强迫自己求变,但回过头去看,事实上效果非常微小,哪怕我自己在题材上、写法上、强度上、表述的声音上都做了努力,但万变不离其宗,根本的东西没有改变,比如你的生活状态、你的心情、你的阅历都没有改变,这种变化还是很徒劳的。 

杨:这样时间长了,写得多了,会不会有一种单调的危险? 
王:我现在不担心,我的人生经历在变化,而且还会有很多戏剧性的变化,如果我自己有感悟,而且也想表达的话,肯定会反映到诗里。这是不用着急的,如果没有的话,再怎么费劲也没有用。我现在心态很平,如果说我不写诗了,写不出了,也没有什么,只要觉得自己能给自己一个交代就行了。 

杨:你已经写出了很多优秀的篇章,能不能这样说,作为一个诗人.的王寅已经完成了? 
王:不能这么说。说不定还能写出好诗呢,不知道。 

杨:你的诗里面几乎从来不出现具体的人、事、场景,也没有很具体的时代背景,甚至没有一个城市的具体背景,为什么? 
王:可能是因为我叙事能力比较弱,我也写过小说,但不成功。我对这种具体的东西不太感兴趣。 

杨:是不是在美学上有自己的看法? 
王:写诗只是写一首诗,更多是一个情绪的表达,而不是说要完整地对某一个地点、某一个事件进行描述,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的意象都是可以互换的,都是不重要的,比如说诗里面的 “秋天”也可以换成“春天”,某一物可以用另一物来代替,不影响对诗情绪的表达。 

杨:这好像蛮有趣的。 
王:对,我自己也感觉到了。 

杨:这样会不会有一种游戏性在里面? 
王:也不能说游戏性吧。 

杨:肯定不能任意置换。 
王:我说的任意置换可能是绝对了,但从理论上是可以的,而且不影响阅读效果。我诗里面的地名都非常抽象,我经常会说“城市”,不会说“广州”、“上海”。 

杨:你是说那样是不可能的吗? 
王:是可能的,只是没有注意而已,也不是有意为之。包括时间、季节的表达也是一样,特别抽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这样写比较方便。 

杨:你会不会担心这种惯性的力量? 
王:不担心。其实我的写作完全跟情绪有关,有情绪就写,没有情绪就不写。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三四年不去考虑这些问题,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写出来可能会跟以前很不一样。我在90年代初期写的诗,跟以前就非常非常不同,这不是刻意为之,完全是我的生活状态只能写这样的诗,而且迫切地想写。那时每天要写好几首,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完全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写得很多很快,而且我自己觉得那些诗质量比较整齐。但是过了那个阶段,就再也拉不回来了,就过去了。 

杨:同代诗人.里面有没有对你有影响的? 
王:当然有,很多人对我有影响,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影响,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我所不及的地方。很多人某一方面的能力是我做不到的,那就只能羡慕了。应该说我是比较幸运的,生在这样的时代,有那么多优秀的同时代诗人.,中国现代诗一百年里面最集中地喷发出了那么多新的诗人.,互相之间肯定有很多促进和勉励,甚至还有竞争。很多同时代的诗人.现在已经不写了,或者说后来写的诗没有办法再看了,那是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把自己一生当中最好的诗写出来了。那个时代特别有意思,而且当时的生活方式也很特别, “诗人.”的身份就可以成为一张通行证,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各地的诗人.会管吃管住。 

杨:当时你们家也是一个“接待站”吧。 
王:我最多就管他们吃饭吧,因为我们家住不下。 

杨:你都接待过哪些诗人.? 
王:太多了。有的人名字都忘了。 

杨:从哪年开始的? 
王:大学毕业开始的。那时在我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常常就有人来,把一大包自己印的诗集或者民刊放在我家里,说:我出去找住的地方,什么什么时候再过来拿。 

其实最早接触的我们圈子之外的诗人.应该是黄贝岭,他祖籍是上海,人在北京。他的一个亲戚是我们的同学,把我们的小册子寄过去,他看了以后非常惊讶,对我们的诗非常有感觉,回来探亲的时候,就跟大家聊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校园之外的诗人.。我们为江湖上所知,跟他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后来去推荐、传播。 

杨:第一次以诗会友是什么时候? 
王:是在华师大,那边有张远山等几个诗人.,后来也没有持续下去。因为大家在观念上还是很不相同。因为年轻,大家都心高气傲,但是后来还是成为朋友。我一直觉得奇怪,那时候又没有什么网络,又没有什么传播渠道,江湖上的名声怎么会不胫而走呢?老木编的《新诗潮诗选》是最早的先锋诗选,那套书看的人也很多。 

杨:还记得你第一次接到陌生读者的信吗? 
王:记得。其实很多人都是通过书信认识的,比如封新城、孙甘露、苏童、韩东。 

杨:那时和诗人.交流去过哪些地方? 
王:没有。那时还消费不起,完全是清谈,骑车到某个人的家里,然后一杯清茶。 

杨:在你们之后,上海师大出了什么诗人.? 
王:也有很多。我们同时也有很多诗人.,都很不错,但后来可能都没有继续下去。在我们后面两届有一个蓝潮诗社,半官方的。他们的诗选还选了我们的诗,他们自己也做小册子,也有些交流,但是经常被我修理,被我教训。那些人虽然入学比我晚,是我们的师弟,年龄却比我大,是历届生,所以他们一直挺压抑的。后来我们毕业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终于走了,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其实诗也写得不错。那时我们的小册子也是想变一些花样,主要是我在编,蜡纸我也刻过,陈东东也刻过,他的字很漂亮,主要是成茂朝刻,成茂朝的字更漂亮,所以他们两个刻的最多。还有同学会设计封面,设计得很棒。每一期的开头都会引用一个外国作家的话,特别玄妙的话,比如,有一次引用了达利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别担心你是否是现代派,因为很不幸,无论如何你也是现代的。”还有一次引用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话,作为对那些看不懂我们诗质疑的回答:“我要同志们注意的,首先是你们那个独特的口号‘我不懂’。同志们试拿这个口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闯闯看。只能有一个答复:‘学习吧’。”后来过了五六期之后,每一期邀请一位我们四个人之外的诗人.,放一首诗,很多人都被我们邀请过,比如说苏童、贝岭、雪迪。但用过一次就不重复。 

杨:你在整个90年代是怎样的状态? 
王:90年代的时候,不发诗,也不把自己的诗拿出来给别人看,我让自己销声匿迹了。 

杨:这样持续了多久? 
王:好长时间,七八年吧。后来就不见任何人,除非特别好的朋友,不参加聚会。 

杨:主要是因为什么? 
王:我是怕麻烦,你跟这些人混在一起的话,早晚会有人来找你的。太无聊了。 

杨:那些年你的诗还是不断地在一些诗选里出现吧? 
王:他们选的都是以前写的。我写诗没有停过。我觉得这样挺好,隔一段时间,就整理到一个本子里面去。 

杨:这么长时间完全是一个人在做,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呢? 
王:我在91年写过这样的文章,就是我的诗集里面“诗随笔”的第一篇文章,那时候已经有这个意思了──埃利蒂斯、罗伯特?洛威尔都曾经停过很长时间,这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一个诗人.的生存其实不需要很多的名气,不需要频繁地见报,不需要活跃于各种各样的派别。我甚至想,我隔一段时间再写的话,会有很大的变化。我对自己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判断——你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变化,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 

杨:大家印象当中,王寅从来不谈诗。 
王:在这之前也是不谈,谈诗在我来说是挺要命的事。那时候没有电话,有人来无法提前通知,下午或者晚上就来敲门,往沙发上一坐,就跟你谈诗。当时觉得真的很恐怖,怎么谈呢?谈什么呢? 

杨:有没有这种时候,你自己不说话,对方滔滔不绝? 
王:不可能的。我很拒斥的话,他们能感觉到,他们会觉得很没趣。我就坐在那里不说话,我不会下逐客令,但会让你感觉到,你是可以走了。 

杨:上海这座城市对培育你的气质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王:肯定有关系吧,我没有仔细想过。但我如果生在苏州、南京,那肯定就不一样。比如上海后殖民地的那种氛围,建筑、街道,甚至于休闲的方式,肯定有影响。我记得我小时候爷爷跟我说过一件事情,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没什么吃的,爷爷到上海大厦去吃早餐,可以有一瓶牛奶,他就把面包吃了,把牛奶带回来给我。我那时大概一两岁吧。我是长子长孙,他特别疼我,我那些弟弟妹妹就没有这些待遇了。小时候经常会坐门口的有轨电车到五角场去,那种感觉也挺有趣。家门口还有一条鹅卵石的路,那首《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就跟我家门口的那条路有很大关系,现实当中的路和电影当中的路非常像。 

杨:某些部分是重叠的。 
王:对,重叠的。 

杨:上海是个特别考究,特别精细的城市。 
王:对。不过这不是绝对的,如果要说一个城市对诗人.的气质有影响,其实上海也有很多粗犷的诗人.,不修边幅。即使我生活在西北,也会把我身上的这种气质流露出来,但不会这么强烈。 

杨:这种气质已经进到你的骨子里了。 
王:对。还有一个原因,比所在城市的原因更多的是看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她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去湖区华兹华斯的故居,那边在卖用姜做的饼。我脱口而出:姜汁饼。她说,你真厉害啊,没去过都知道。没去过不重要,我看文学作品的时候,已经看到过很多次。比如讲到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里的人名地名,我可以不看原文,很快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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