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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写作是一种秘密 诗人像地下工作者
2014-04-13 19:38:27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2883次 评论:0

这个时代,写诗是一种自我牺牲。诗的气节是天然的,因为它在乎的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它不是追求当下就能以物来兑现的东西。当代诗歌最近20年来,虽然被冷落,但是保持着很高的写作水平。

诗人于坚

2014年,于坚的《棕皮手记》再版了。

他将1996的《棕皮手记》和2001年的《棕皮手记·活页夹》合成了一本。于坚说,“现在能够再版,说明还有读者想看这本书,也许它还可以读读吧。”

在这个什么都以人民币为转移的社会里,文化活动是有钱就做,没有钱就不做。“搞文化的人没有人民币了就不知道文化该怎么搞。”但,诗不一样,诗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比较纯洁,基本上没有受到整个社会拜金主义的影响。

于坚在诗歌盛行的80年代成名,20多年下来,伴随着他的仍然是诗。

“如果你要写诗,你选择的就是一条穷途末路。”于坚会在偶尔参加活动时,朋友介绍说他是诗人,他会听到后面有人说,“现在怎么还有这种人啊?”

我问于坚:“你听到这样的话会难过吗?”

于坚说:“不会。这个时代,写诗是一种自我牺牲。诗的气节是天然的,因为它在乎的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它不是追求当下就能以物来兑现的东西。当代诗歌最近20年来,虽然被冷落,但是保持着很高的写作水平。诗歌被揶揄,是因为人们用实用的眼光来看诗,一切事物的价值都以货币估量。长期的‘不学诗’,因此‘无以言’了,现在对诗的攻击都来自‘不学诗’者。但新诗一直在发展,在丰富,在深厚。”

曾经有一熟人劝过于坚:“你怎么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呢?”于坚后来就不跟他来往了。于坚认为这种话是对他的侮辱,诗歌从来都不是谋生的饭碗,它是一件和出家差不多的事情。“怎么能对一个僧侣说叫他‘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那不是得罪神灵吗?”

从1980年写诗到现在,于坚从未有哪怕一刻放弃过作为诗人的喜悦。“现在有很多人去考艺术学院,因为听说画画卖了可以赚钱。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靠写诗富起来,一个都没有!这完全是一种宗教式的选择。但也不能把这个选择说得非常悲壮,我使用‘牺牲’这个词,但这种牺牲是快乐的,喜悦的,不是痛苦的。”

没有节制,善就要被遮蔽

《芒果画报》:看您的诗歌是一个很通俗现代的风格,但是您的内心是很传统的,这二者如何统一和融合呢?

于坚:如果有人觉得我是传统的人,那也是因为我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传统并不是刻意为之,有人以为穿着马甲就是传统,我不是这种传统。

我青年时代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很深,后来也读过西方的书,我觉得无论怎么现代,这些书都是用汉字印的。中国传统并不是像许多人想当然的那么容易断裂的,表面上断裂了,但是我们还在用汉语写作,甚至在用最原始的汉字写作,甲骨上的那种汉字写作。一个穿西装的人和一个穿马甲的人,他们使用的汉字都是几千年以前甲骨文上的汉字,虽然不是说全部吧,但是现在就是一个小学生认字,甲骨文他也能看懂几个的。这是中国最深刻也最了不起的传统。

《芒果画报》:那么您如何看待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节勇和”,尤其是“节”?

于坚:中国的这个传统价值观其实也是世界文明基本的价值观,虽然可能每个民族的文明中,它的价值观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是它们指向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人必须善。

节就是善的具体表现。没有节制,善就要被遮蔽。

中国传统价值观在文革中被颠覆。文革把中国传统视为一种罪恶,它在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同时,也在颠覆普遍的价值观。文革的颠覆,导致人们做事情没有人性的底线、节制。做事不是至于至善,而是路线正确,怎么做都可以,现在是只要拿到钱,怎么都行。

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它都是讲道的。一个再怎么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还有着天管着他。过去,大家都很敬畏天,天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神。文革把这一切都踩在脚下,圣人孔子都可以叫做孔老二。谁有权力谁就是天。

文革最可怕的是站队划线来取代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站队划线是此一时彼一时的,而“善”是永恒的。止于至善是大节,根本之节、永恒之节。不善之人只是弱肉强食的野兽。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文革却是只要所谓阶级立场正确,学生可以打老师,子女可以揭发批斗自己的父母。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毁。

今天中国社会就是应该重建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我觉得这不是英雄就该这么做,其实传统的君子之道都是这么处事的。一个普通人可能很穷,但不会低三下四,一个人富贵起来了,也不会骄横霸道、为富不仁。

重建这些东西,其实只是回到开始。现在,一个老人在街上摔倒了,别人去扶他,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现象。在传统价值观里,除了野兽以外,只要是个人,都会做这件事,这并不是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是最起码的。孟子说过,一个孩子掉进井中,是个人都会有恻隐之心。

如果一个老人过街扶他一下,就是了不起的行为。那这个社会真是太恐怖了。在中国,把文化摧毁了,人就回到野蛮状态了。文革之后,我们是从野蛮状态重新开始的一个社会。很多事情,都要从零做起。

诗人有点像地下工作者

《芒果画报》:这么多年下来,您坚持写诗的动力是什么?

于坚:不是说我坚持,我只有写诗才有存在感。我才觉得我这个人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我可能也可以做别的事,但是干别的事,我觉得自己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感觉。我只有在写诗,我才意识到我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简单的说,这是我喜欢的事情,不是坚持,也不是勉强,我是真的喜欢。

《芒果画报》:您2008年说过“我写诗取悦世界”,到现在为止,您还是这样吗?

于坚:是的,诗是需要共享的。诗可以兴,兴就是同嘛,世界越是疏离而冷漠,越需要诗的和。取悦,就是诗唤起的有无相生。人总是需要有某种说法来充实他们的生命,否则生命就太空虚了,不仁,退回黑暗。

《芒果画报》:现在我们看到网络上很多人是用世界来取悦自己,您怎么看待这个时代的快乐源泉?

于坚:可能这个时代快乐的来源主要是物吧,这些固然会给你带来快乐。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快乐,物带来的快乐往往是一次性的。我想除了快乐,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喜悦,我觉得真正的快乐应该是一种喜悦。写诗令我感到喜悦,而不是快乐。《圣经》前面有时候会印着一句话,特大喜讯。诗也是一种喜讯。

《芒果画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到今天,社会在改变,您觉得诗歌是个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吗?

于坚:诗歌面对的读者群所不一样了。诗人肯定得面对这个时代的读者,但是,写诗的基本方面来说是没有改变的,与《诗经》的那些作者、屈原是一样的。还是赋比兴、隐喻、大音希声之类吧。这正是诗歌最强大的魅力。无论时代怎么前进,诗不会前进。任何一个诗人都得琢磨这些,每个时代的说法是一样,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声”是一样的,诗人从事的是一份古老的事业。

《芒果画报》:当年《他们》创刊号目录前面有首诗,每一句说的是一个诗人,你是“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三十年了,您的目标改变了吗?

于坚:写诗的时候必然与众不同,写作就是从世界中出来。但在这个时代,与众不同就像你自己的一个秘密一样。在这个时代,诗人有点像地下工作者,写作是一种秘密,使命一样的秘密,就像上帝派到人间的秘密使者一样,诗人是秘密的喜悦之人,带讯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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