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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是我诗中的红线”
2012-09-27 18:55:28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1060次 评论:0

吉狄马加(右)邀请美国印第安诗人西蒙·欧迪斯(左)等近4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到青海参加“土著诗人国际圆桌会议”。邀请原则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诗人探讨在物质主义时代如何对抗精神的困境。 (朱又可/图)

我坚信,诗人除了见证这个时代,还必须捍卫真理。

1980年代之所以是一个让人感怀的时期,是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反思,那个时候文学和社会与时代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是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同时也是一个诗人。

“我从来没有因为从事政治工作而痛苦,反而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吉狄马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中国第一个先后担任副省长、常委和宣传部长等职务的诗人,他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在“做诗”和“做官”之间感到痛苦,而是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吉狄马加是2006年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被调到青海省做副省长,此前他在作协书记处干了11年,很多作家重病抢救手术时,签字人都是他。

调任之后,他很快让自己的两份“工作”实现了交集:2007年,“得到青海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创办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从此开始两年一届的诗歌节。

邀请原则是:“不附加任何条件,让不同意识形态背景、文化背景的诗人探讨在物质主义时代如何对抗精神的困境”。让吉狄马加得意的是,诗歌节邀请来的“真正重要”的国际诗人越来越多。

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把金藏羚羊奖颁发给了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曾被阿根廷军政府追捕,判过死刑,长期流亡墨西哥。“我们把这个奖授给他,也是一个国际评委共同的选择。”吉狄马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外界影响较大的是,2011年的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邀请北岛参加。“我们请北岛完全把他作为一个诗人。”

2012年8月,趁着诗歌节的空当年,吉狄马加又在青海举办了“土著诗人国际圆桌会议”。

抄写“讲话”不意味着作家失去独立性

2012年百名文艺家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起一些争议,吉狄马加也是其中的抄写者。他认为有很多作家抄写“讲话”纯粹是对“这篇重要文献和文化事件的一种纪念”,不能简单地认为作家写了其中的段落,就失去了作家的独立性。

南方周末2011年你为什么邀请北岛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邀请过程复杂吗?

吉狄马加:我们请北岛完全把他作为一个诗人。我们请的诗人里,还包括东欧、南美等地区同时在政治和文化上都知名的人士,其中有些在国际社会备受关注。北岛很长时间没有回国,他虽然是美国籍,但也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诗人。

此前我到香港参加一个诗会,知道北岛已经在香港工作。邀请北岛,我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沟通过,给他发了一份邀请函。邀请的过程和办签证的过程都很顺利。

一些海外诗人觉得不可思议,担心北岛是否改变了作为一个诗人的态度,和原来的北岛是不是不一样了,其实完全不是。北岛的母体文化毕竟在中国。

我可以用诗人的人格担保,北岛回来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他只是作为一个诗人来参加活动。

南方周末2012年你参与抄写了“延安文艺讲话”,你认为“讲话”和你的创作经验吻合吗?

吉狄马加:我从来不回避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不回避自己长期从事意识形态的工作。我看过很多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材料,包括很多人的回忆,那时是中华民族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当时的“讲话”,是希望作家、艺术家首先要走出象牙塔,和当时整个民族和国家面临的危难的特定情况相联系。

后来邓小平提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种更宽泛的范围。文艺有它自身的规律,文学在任何时代也是有着它的功能和作用的,这种功能作用只是看你怎么去赋予。一个作品要么揭示一种生命的本质,要么表现的是共同关注的人类意识或共同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普希金作品中有很普适的东西,比如热爱自由,反对专制,热爱人民,同情弱者。从更大的范围看,这也是一种功能性作品。

南方周末你了解这个事件的舆论反响吗?

吉狄马加:我不上网,我是听我夫人说的。日本地震的时候我写了一首诗《我的痛在日本》,也有不少争议。我觉得是两码事,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侵略罪行我们要清算,特别是他们的一些政要和极右翼分子至今不向中国人民认罪,这是一切进步人类都不能接受的。但是,日本地震,我作为一个人在地球上,他们出现的这种灾难,是人类的灾难,我为什么不可以写一首诗来表现?我在诗里说我的痛没有颜色,可能是黑皮肤的痛,也可能是黄皮肤的痛,也可以是白皮肤的痛,总之是人类的痛,我们为什么要幸灾乐祸?

到青海改变了我对国家前途的悲观看法

1980年代中国解冻时期,吉狄马加开始写作。接受了文学启蒙之后,他开始反思文学和传统文化以及土地的关系,他特别关注彝人自身的民族命运。

大学毕业本来分配他到凉山的州政府工作,但他执意去了州文联。但转了一圈,他又回到了从政这条路上。

南方周末你在做官与做诗之间,两者应该怎么平衡?

吉狄马加:很多人问我,一方面你是一个诗人,另外一方面又是一个官员,两者应该怎么平衡?我回答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文学才能,倒过来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一个政治家或者进行政治管理。

把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的人也有不少,我并不是特例。埃梅·塞泽尔既是马提尼克最重要的政治家,也是非洲最重要、最伟大的法语诗人,他担任过议员和市长。桑戈尔是塞内加尔前总统,也是世界级的诗人。阿拉贡是法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有极强的组织能力,他写的诗和他的政治活动是分开的。你看爱因斯坦的很多演讲和书信,那是一个政治人物才具备的素质,以色列的开国总理给爱因斯坦去过一封信,邀请他竞选以色列的总统,但爱因斯坦拒绝了。

南方周末不会因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纠结?

吉狄马加:我从来没有因为从事政治工作而痛苦,反而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我从事政治工作的时候严格按照政治所要求的规律去办;作为诗人,我更多面对我的灵魂。

最怕你坐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你不知道你姓什么,很多官员很容易忘记,权力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可能给你欲望,甚至冲昏头脑,对此时刻要保持一种警惕。

作为诗人,我的诗从来不简单歌颂什么。你可以用别的方式,但不能用诗。诗必须是艺术的东西,能打动你的东西,否则你的诗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南方周末有没有矛盾的时候?

吉狄马加:到政府一线工作能加深我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你会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了解民生、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整个社会有哪些优势和弊端,有哪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总之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最真实的那一部分。在我看来,一些所谓的官场小说其实写得很假,一看就是道听途说。

南方周末对于腐败治理,你的看法是悲观还是有信心的?

吉狄马加:我觉得还是有信心有希望的。到青海工作以前,我对有些问题持悲观态度,作为一个作家,我看到党内出现的一些重大的案件和腐败的行为,觉得今后党到底怎么办,国家怎么办,有很多忧虑。

但我到青海工作了6年,至今还是被这里的干部和群众的奉献精神感动,很多干部在青藏高原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地方工作。如果纯粹按照现在社会对金钱和物质的崇拜逻辑,他们完全可以不在这里。

共产党内有没有腐败?有,问题还不少,这也是可能危及中国共产党权力根基的最大问题,我认为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点。但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一个腐败的集团,就不会延续到现在。到了基层工作你才发现,真正腐败的是少数。

当前,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依法治国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在形成党内民主制度的基础上,来带动整体的人民民主和社会民主。这一点必须靠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解决,另外就是人民的监督。人民的监督就是要完善民主的机制,实际上很多东西都在做,都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在这方面我充满信心。

南方周末你现在是宣传部长。你做宣传领导工作的体会是什么?

吉狄马加:很长一段时间,人家想到宣传部门就是板着面孔,或者对不同的思想进行所谓的打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这一点不用回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今天的宣传工作正在呈现出一个更加开放性的姿态,因为整个世界是开放的。

当下国际社会,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是唱衰中国论,当然这里面显然包含着许多别有用心的政治企图,但是另一方面,怎么能让世界读懂今天的中国,人家不能理解你宣传的意思,那你的宣传一定是失败的。

在我们青海,像三江源国际摄影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世界山地纪录片节、青海国际水与生命音乐之旅、国际唐卡艺术与文化遗产博览会等等,都需要我们作为文化项目来抓。前不久我们刚做完了《格萨尔王》史诗与世界史诗的国际论坛。

《格萨尔王》是活态史诗,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史诗之一,做这个国际论坛,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都非常有利。我们近期还要做一个昆仑神话与世界创世神话的国际论坛,昆仑神话和印度神话是东方两大神话体系的代表,完全可以和欧洲的美洲的一些神话体系媲美。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不够完整。不是说是民族的东西就是世界的,民族的必须还应该是优秀的,才可能是世界的。

物质相对贫乏但充满变革热情的1980年代

在吉狄马加看来,1980年代每个文学青年都把写作作为神圣的事业。那时候的文学评奖在公信度上似乎更高,获奖作品的美誉度也大大超过现在。

南方周末你是1980年代获得诗歌奖的,现在人们还很怀念1980年代,你对198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

吉狄马加:放在中国现当代史上,1980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精神,当时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局面的序幕就已经拉开了,它起了一种启蒙的作用。同样,1980年代对当代中国来说,也尤为重要,那时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很多深层次的政治问题进行反思,呼唤人性全面的回归,强调人的价值,重新认识人的权利。我也是在整体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这么一个背景下进行写作的。那时也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解冻的时代。

南方周末你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合唱中,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独特身份?

吉狄马加:诗人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永远不能被别的声音所替代的。大诗人的作品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必须具有一种更广阔的人类意识,哪怕他写的是一个小小的部落,他也要透过这一部分人,表达出人类对真善美的至高追求。

一个作家开始写作,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参照体系。我和我的朋友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在1970年代末就读马尔克斯的中短篇小说集,那时他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孤独》在中国形成热潮还是后来的事。还有拉美作家、东欧和非洲作家诗人的作品,很震惊他们的写作,那种对他们民族的命运的思考,那种世界眼光。那个时候,我就确定了一个标杆,在衡量自己作品质量的时候,一定要跟这样的诗人作家看齐。

人道主义精神是我诗歌中的一条红线,人和土地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生存状况,都是我诗歌中的重要内容。我坚信,诗人作为一个时代的良心,它除了见证这个时代,还必须捍卫真理。

1980年代之所以是一个让人感怀的时期,是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反思,那个时候文学和社会与时代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那个时候整个环境充满变革热情,人除了关心自己的命运,也关心他人的命运。现在我们的整体社会在精神生活的建设方面却出现了问题,我们必须要加以改变,否则今后会出更大的问题。

Tags: 责任编辑:花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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