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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歌研究——吴梅村与“两社大会”
2011-11-13 12:33:07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1204次 评论:0

    内容提要 :清顺治十年三月,江南文社慎交社和同声社在苏州虎丘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集会。吴梅村积极参与筹划了这次集会并成为大会主盟。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接受了钱谦益和一些文人的敦请,出面调和两社矛盾,避免发生党锢之祸,而并不是要利用这次集会在即将出仕清廷的当口博取名声,自抬身价。 


    关键词 :吴梅村 两社大会  


    明朝末年,文人社团星罗棋布于大江南北,活动空前频繁与活跃,尤其是复社领袖张溥发起和组织的在江南地区举办的几次文人集会——“尹山大会”、“金陵大会”和“虎丘大会”,规模与声势倾动朝野,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是极为少见的。 


    改朝换代之后,复社、几社的领袖人物被摧残殆尽,这种大规模的文人集会暂时停歇下来。但是入清之后过了不多几年,江南士子又有人开始追寻昔日的旧梦,结社订盟。较大规模的文人集会也慢慢恢复了。顺治十年在苏州虎丘举行的大会尤其引人注目,它是由慎交社、同声社发起的,可以称之为“两社大会”,参加大会之人据说来自九郡(也有人说来自十郡),人数多达数千,其规模足以同张溥组织的“虎丘大会”相比。顾师轼《吴梅村年谱》所引《壬夏杂钞》形容当时的盛况:“会日,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歌声竞发,达旦而止。散时如奔雷泻泉,远望山上,似天际明星,晶莹围绕。” 


    吴梅村参加了这次文人集会。同明末他所参加的几次文人集会相比,其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明末的几次,他还十分年轻,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他只是作为复社中普通的一员参加而已。可是这一次,他却成了集会上最为显赫的主角,尽管他既不是慎交社成员,也不是同声社成员,但却被两个文社共同推戴为宗主,在集会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另外,我们知道,顺治十年的这次文人集会是在清朝对江南的统治还远谈不上稳定的时候召开的,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大背景下,举办如此规模与声势的集会,必定震动朝野,引起当局的警觉与不安。作为集会主角,当然也就尤其成为人们注意的对象。 


    特别是吴梅村在参加了这一次文人集会之后,同一年里,他便应召出仕清朝了,故而他的这一次活动就更加让人关注。 


    基于以上原因,关于这次文人集会的来龙去脉,关于吴梅村参加这次文人集会的动机、他在集会上的具体表现以及这次集会对他此后产生的影响,等等,都成了吴梅村研究中不能忽略的重要题。 


    有关吴梅村参加这次文人集会的情况,除了其本人的诗文以外,杜登春的《社事始末》可以说是最早的记录了,其中云:“吴梅村出山就道,次虎丘,讲求慎、同合局。”杜登春属于吴梅村弟子一辈,与梅村有交往,其《尺五楼诗集》就是请吴梅村题的序,但是他的记录却并不十分准确。按照这句话的意思,吴梅村在应诏赴京出仕清朝的途中(所谓“出山就道”)经过虎丘参加了“两社大会”,这显然有误。“两社大会”是在顺治十年的三月召开的,这时,征召吴梅村的诏书尚未下达,他接到诏书“出山”其实已经在秋天了,王抃《王巢松年谱》:“九月中,梅村夫子出山北上,余送至吴门”和王撰《王随庵自订年谱》:“是秋九月,梅村应召入都”均可为证。就是说,吴梅村应召出山,距离“两社大会”其实有半年之久。根据吴梅村本人的诗歌和其他相关记载可知,他在参加了“两社大会”之后并没有直接进京,而是到了南京,旧地重游一番,并且在这里想方设法阻止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他,然后回到了家乡。他应诏赴京是从太仓启程的,虽然经过苏州,却没有再上丘。 


    杜登春的这一错误记载影响却很大,许多人都把吴梅村参加两社大会当成是他出仕清朝赴京途中的一次活动。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著录了一段传闻,说在两社大会之上,忽然有一少年投诗吴梅村,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1]这段传闻流传甚广,其依据其实也是认定吴梅村已然接受了清廷的诏书。当代的许多学者也都把吴梅村参加“两社大会”说成是其应召入都途中的一次活动,如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之九《几社始末》云:“吴伟业也是提倡十郡大社的一个人,那时他正应召入都,道出虎丘,就与同声、慎交两社的士子解合,在顺治十年(1653)合十郡的才人,和两社的同志,借着春楔社饮的时候,在虎丘开大会。”朱倓《明季社党研究·几社始末》也说:“顺治十年癸巳,吴伟业应召入都,道出虎丘,讲求慎、同合局,以与慎交、同声合解,合九郡之人才,在虎丘举行大会。” 


    有些研究者根据这些材料进而将吴梅村的这次活动的动机与其仕清联系起来,说他明亡以后,“不想采取消极的避世态度,而是以积极的处世哲学求得进取,以期保持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2],说他明明知道“虚名在人”会引起清廷的注意,可还是耐不住寂寞,参加了“两社大会”,所以他是在“作秀,做大秀”,认为他“不是明摆着在等着清廷来征召吗?”[3]有人甚至说他实际上是在利用这次集会抬高与清廷讨价还价的本钱,“因为出仕清廷的大门正在向他打开,他急需这笔本钱去做一单大买卖”[4]。 


    以上这些话相当尖刻,但却是无的放矢,因为其所依据的材料本身就有误。退一步说,即便吴梅村确实是在应诏赴京途中参加的“两社大会”,也不能据此就一定说他在利用这次文人集会抬高与清廷讨价还价的本钱。当时稍具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意识到,在反清情绪依然强烈的江南地区举办的这次集会,当局决不会掉以轻心地仅仅把它视为是一次文人雅会,集会的组织者和领袖人物弄不好就会进入黑名单,招灾惹祸,哪有什么“抬高讨价还价的本钱”可言呢? 


    那么,吴梅村为什么还一定要参加这次“两社大会”并且成为大会的主角呢?根据某些史料可知,这是情势使然。钱谦益的《与吴梅村书》透露出事情的原委。这封信在《钱牧斋尺牍》卷上,因为对于了解吴梅村参加“两社大会”的动机至关重要,所以不避篇幅稍长之嫌,全文转录于下: 


    顷与阁下在郡城晤言,未几,遽分鹢首,窃有未尽之哀。不及面陈,比因沈生祖孝雪樵、魏生耕雪窦、顾生万庶其三子欲谒门下之便,敢以其私所忧者献于左右,以报阁下,聊申仆缱绻之万也。 


    窃为天下之盛,盛于士君子之同,而坏于士君子门户之未破。东汉之末,济济在朝;元祐以还,英贤杰出。而汉亡宋弱者何哉?分别之见存之太甚故也。其始不过一二君子辨学术同异、政事得失,其心皆出于公普,悲天恻人之切,不觉其过。而胸腑之间毫末未释,望风承响者乘间佐斗,病腓溃痈,遂至不可疗治。清流白马之痛,有心世道者每每致咎于一二君子之不谨。呜呼,一二君子之在当时岂自知其为祸之烈至于如此也! 


    今天下文人,虽不获方驾古哲,而灵蛇明月,十室而九,较弘、正、嘉、隆之际,似今日为盛。然仆喜其盛,遽忧其衰。盖吾吴,天下之望也。慎交、同声两社,吾吴之望也。若慎交之汪均万、宋既庭、侯研德、宋右之、吴弘人、计甫草、许竹隐、赵山子诸公,同声之郑士敬、章素文、沈韩倬、赵明远、钱炼百、宫声诸公,又吾吴两社之望也。望者,天下之表也。望之所系,岂可轻开嫌隙。诸公仆虽未获尽与周旋,相为磬折,挹其长论,知其皆道德君子,必无若仆所虑者。然仆闻其颇有异同,在诸公可谅其无他,正恐天下之傅会诸公者不知诸公之指,积衅渐深,安知其祸之极不至于此。《易》曰:“履霜,坚冰至。”太公曰:“两叶不齐,将寻斧柯。”此仆之喜而遽忧者也。伏以阁下聪明特达,好善不倦之心信于天下久矣,一旦出而调和焉,则朋党之衅消,而美阁下者无穷。且两社之信阁下者尤至,一整顿于诗文,一解憾于杯酒,而固已磊磊明明,尽输服于阁下,阁下则以谈笑之顷收作睹之功矣。 


    仆年逾七十,时以医药自赖,近复笺注教典,于三藏十二部之文日亲,万事洒然,视天地皆旅泊,独于朋友文字之好不能尽忘,故欲急睹阁下之成,以申其愿,非有他冀也。若夫区区有所未达,则三子颇得其概,坐而问之可也。三子者,李翱、曾巩之亚,今世士流罕有其俦,而朴厚谨直,好义远大,可与深言故事,尾及之。气候增热,伏惟善摄,不胜鄙劣之爱。 


    此信在标题《与吴梅村书》之下原注:“论社”。据考,此信当作于顺治九年初夏(见拙作《吴梅村年谱》)。信中提到慎交社和同声社“颇有异同”,其实乃是两社互相攻讦、势同水火的一种委婉说法。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文人圈子里几乎人所共知,杜登春的《社事始末》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其嫌隙的生成以及矛盾的发展。钱谦益在信中表达了对这种状况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可以说是当时有识之士共有的,大家都担心慎交社与同声社这种无原则的意气之争会被居心险恶的小人所利用,由本来的学术异同之辨变成政治问题,从而授人以柄,招致清朝统治者的荼毒。因为稍具头脑的人都知道,清朝统治者对于未尽帖服的江南士人与民众一直耿耿于怀,时刻伺机要示以颜色的。当时已经开始秘密联络抗清力量、积极投身民族复兴运动的钱谦益,其思考则更深入一层。他根据历史经验和反清复明斗争的需要,深悉文人只有通过结社,才能形成影响政治的巨大力量,明末的东林党和复社就是榜样。因此,入清以后,在反清复明意识强烈的吴地成立的慎交社与同声社,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有了文社,就能团结广大汉族士人,有利于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可是如果文社内讧,“轻开嫌隙”,也会瓦解力量,涣散斗志,严重了,还会让异族统治者找到镇压的口实,酿成有如东汉、北宋那样残酷的“清流白马之痛”。他在信中把慎交社和同声社,把两社中的重要成员说成是“天下之望”,把他们的“积衅渐深”看得那样严重,正是从这一角度而言的,决非要张大其词,耸人闻。
 

    钱谦益致信吴梅村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希望吴梅村能够出面调解两个文社的矛盾,使他们尽快捐弃嫌猜,同心携手。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清兵下江南之际率先迎降,以致宿望顿损,被多数士人所鄙,因而难以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而能够充当调解人的最佳人选就是吴梅村,因为吴梅村是仅存的复社党魁,又是前朝遗臣,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其出色的诗文创作又为他赢得了巨大声望,已然成为文坛宗主;特别他入清后隐居不仕,更赢得了士人钦敬。慎交社和同声社中的文人虽然多十分傲气,但对他却无不表示佩服与尊奉,争以结识他为荣。由这封信,可以知道钱谦益曾经多次做吴梅村的工作,请他出面担负起调节之任。在致信前不久,两个人在郡城苏州相晤时,他便提出了这一期望,但感觉有些话还没有说到或说透,所谓“窃有未尽之哀”,于是利用沈祖孝、魏耕、顾万三个人谒见吴梅村之便捎去了这封信。 


    读钱谦益的这封信,可以明显地感到有些地方闪烁其词,“话到唇边留半句”,故意没有说尽。这些“区区有所未达”的内容,当然不是钱谦益拙于文辞,难以表达清楚,而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根本就不能明说,所以钱氏请“颇得其概”的沈祖孝、魏耕、顾万三子代为当面传达。被钱谦益称赞为“好义远大”的这三子究竟是什么人呢?了解其生平之一二,对推测钱谦益请他们代为当面转达的话题,“可与深言”的“故事”,究竟是些什么内容,或许不无帮助。可惜笔者没有查到顾万的资料,兹仅将沈、魏二人的小传列之于下: 


    乾隆《湖州府志·人物》:“沈祖孝,原名果,字因生,晚号霅溪,又号雪巢,归安人。少以诗酒豪其乡,壮游四方,慕郭林宗、范孟博之为人,而家徒四壁,又不肯浮沈取容,人多怪之者。甲申后,奉母逃之松陵,与吴宗潜、范风仁辈结惊隐诗社,啸歌淬砺,士之高蹈而能文者胥集焉。晚年卖卜乌戌,自署曰:‘于人只依孝弟,下廉仍事诗书’。”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8《雪窦山人坟版文》:“雪窦山人魏耕者,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后改名,又别名甦,慈溪人也。与归安钱缵曾居苕溪,闭户为诗。酷嗜李供奉,长洲陈三岛尤契之。东归游会稽,有张近道者,好黄、老、管、商之术,以王霸自命,见诗人则唾之曰:‘雕虫之徒也。’而其里人朱士稚与先生论诗极倾倒,近道见之,亦辄痛骂不置,然三人者,交相得,因此并交缵曾、三岛,称莫逆。先生又因此与祁忠愍公子理孙、班孙兄弟善,得尽读淡生堂藏书,诗日益工。……久之,先生又遣死士致书延平,谓海道甚易,南风三日可直抵京口。己亥延平如其言几下金陵,已而退军,先生复遮道留张尚书(煌言),请入焦湖,以图再举,不克。是役也,江南半壁震动。既而闻其谋出于先生,于是逻者甚急,缵曾以兼金赂吏,得稍解。癸卯有孔孟文者,从延平军来,有所求于缵曾不餍,并怨先生,以其蜡书首之。先生方馆于祁氏,逻者猝至,被执至钱塘,与缵曾俱不屈以死,妻子尽没,班孙亦以是遣戍。初诸子之破产结客也,士稚首以是倾家,近道救之,得出狱,而近道竟以此渡江遇盗而死。己亥之役,三岛亦以忧愤而死,真所谓白首同归者矣。” 


    沈祖孝的传记比较简略,许多地方语焉不详,但是从他甲申之后,奉母避世和参加惊隐诗社就可以看出其政治态度,尤其是参加惊隐诗社最能说明问题。这是著名的遗民诗社,所有成员都怀有不忘故国之志,彼此常以气节相砥砺,有的人还英勇地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斗争,如顾炎武、归庄、吴宗潜等。即此便可以窥见沈祖孝思想感情之一斑。魏耕的传记略详,其中记述了他顺治十六年秘密联络郑成功军,引导其攻入长江,直抵南京,最后功败垂成,他也因此被杀的经过。 


    钱谦益称赞沈祖孝、魏耕、顾万三人“好义远大”,这“义”应该指的是民族大义,而“远大”,则是说他们胸怀着恢复故国的宏愿。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测,钱谦益不便在信中明言而只能请他们向吴梅村当面转达的话题以及“可与深言”的“故事”,恐怕与反清复明之事业相关。那么,他之敦请吴梅村出马调解两个文社之间的矛盾,亦必是从反清复明的大业出发立言的。 


    钱谦益的劝说和沈祖孝等人的游说,代表了众多江南士子的心愿,吴梅村确实被打动了,并开始付诸行动,出面劝和。《梅村家藏稿》卷54收录了一封《致云间同社诸子书》,正是其所做劝说两社和解工作而遗留下来的一个证明。“云间”,即今之松江,这个郡的士子很多参加了慎交社或同声社,并且成为两社的重要成员,其中不少人还是当年的几社成员,也是复社成员,因此吴梅村称他们为“同社诸子”。吴梅村同他们是相当熟稔的。这封信在一般性的寒暄和对对方才华的赞美之后,才是所欲表达的重点:“偶因汝颍之辨,几致洛蜀之争”,这是用钱谦益信中提到的北宋党争作比,对两社的“朋党之衅”表示了遗憾;有鉴于此,他对两社士子“勉进苦言”,殷切希望他们“有大道为公之心,申久要不忘之谊”,能够“同归旧好”。他语重心长地说:“夫意气总千秋共评,而才名均四海所知,初既彼此齐驱,今岂后先分歃?愿披悃幅,尽释猜嫌,从此同心,永消浮论,此伟业翘首而观,耸心而听者也。” 


    《致云间同社诸子书》应该只是吴梅村所作全部调解工作的一部分,试想要化解两社之“积衅”绝不会仅仅凭着一封信就可以奏效,吴梅村为此想必花费了大量精力与心血,对两社核心成员分别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苦口婆心,反复劝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的确没有辜负钱谦益和众多文人的厚望,出色地担当起了调解人的责任,其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本来势同水火的两个文社终于走到一起,在顺治十年的三月三、四两日在苏州举行了联合大会,大会的第一天由慎交社主持,第二天由同声社主持,两社人士在关羽像前立誓,示彼此不相侵畔。
 

    在大会上,吴梅村继续发挥着调解人的重要作用,为两社的“和合之局”大力周旋。他还满怀感情地写下了《癸巳春日禊饮社集虎丘即事》四首七律,诗中云:“清溪胜集仍遗老,白帢高谈尽少年。”“执友沦亡惊岁月,诸郎才调擅风流。十年故国伤青史,四海新知笑白头。”“文章兴废关时代,兄弟飘零为甲兵。”……回顾以往,环视眼前,国事社事,个人感触,一并融入诗中,显得无限苍凉。这组诗刚一脱稿,立即在与会的士子中传诵开来。
 

    从团结汉族士人的角度看,这次两社大会是成功的。它起码使两社暂时消除了隔阂,将一大批士人维系在一起,显示了社团的力量。 


    综上所述,两社大会的召开同吴梅村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两社大会的筹划,没有他的斡旋,两社大会能否召开恐怕要打上问号。而他之所以花费大量精力促成两个文社共同举办这样一个规模浩大的集会,放在顺治十年政局的大背景(反清的力量仍然十分活跃,清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江南士人充满戒心)之下,应该说多多少少是情势使然。史料证明,他确实受到了钱谦益和其他一些人的游说与动员,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分析利害,敦请其出马。江南的众多士子也都瞩目于他。为了消除两社无谓的分歧与争吵,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引来党祸,他不能无动于衷了。至于这次集会让他招致更大的“虚名”,从而引起清廷更大的注意,也是事实,但那是客观造成的。那种认为他在利用这次文人集会抬高与清廷讨价还价的资本的说法,出于悬想和推测,未免厚诬古人了。 


    【参考文献】 


    [1]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 王涛.吴梅村诗选·前言[M].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 
    [3] 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草间偷活沉吟不断(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 王于飞.吴梅村生平创作考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1

作者:叶君远 
Tags: 责任编辑:花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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