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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的名士(二)
2011-11-13 12:27:05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1368次 评论:0

 在“八股取士”影响下,八股文风靡天下。汉晋时代,名士常常是先实后名,故有“名下无虚士”的说法。明清时代的所谓“名士”,是自己做两句诗,凑几个钱刻出来送人,以便传播虚名。所以赵雪斋做了医生,还要做诗,冒充名士;景兰江开帽子铺成了生意人,也还要做诗,以便传名。还有相当数量的“名士”是在“科场失意”后,诌点七言八句来招摇撞骗的人物。


   试看匡超人和景兰江到杭州上岸时,遇见医生赵雪斋的描写吧!景兰江要下船,“只见一乘轿子歇在岸边,轿里走出一个人来,头戴方巾,身穿宝蓝直裰,手里摇着一把白纸扇,扇柄上栓着一个方象牙图书(图章),后面跟着一个人,背了一个药箱。”景兰江见是赵雪斋,立即喊住,三人同进茶室,匡超人和赵雪斋通了姓名之后,景赵二人开始谈话。从中得知这位赵先生,原来是个“学书不成,弃而学剑;学剑又不成,弃而学医”的“儒医”这类,做不好“八股文”,只好学几句诗,冒充名士,结交官场的人物。他和景兰江一见面,就说自己和“中翰”(内阁中书)雇老先生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诗”;又到范通政大人船上,“拈题分韵,着实扰了他一天”;还有御史荀老先生“日日邀我到下处做诗”。其目的只不过是炫耀自己能够和京城来杭的大官往来,而且洋洋得意。


   当然,还有许多假名士,都是在富贵人家做清客,以吹牛骗钱的。牛玉圃就是个例子。后来终因吹牛犯讳,露了马脚,被万家赶走,不许他上门。这也是冒充名士的“好”下场。


   “名士”一般都要做几句诗以便结交官场。牛浦郎在芜湖甘露寺读书,得知一位会做诗的牛布衣死在甘露寺,而牛布衣颇有声名,临死前把遗稿托给老和尚,牛浦郎偷来,将自己的名字合着牛布衣的号,刻起两方图书印在上面据为己有,冒充起名士来了。他听说有位候选知县路过芜湖,曾前来拜访过牛布衣,这位知县后来在安东,他便前往安东投靠,公然在安东打出“牛布衣代做诗文”广告,以致牛布衣的遗孀千里寻夫,说他害死了牛布衣,闹了一场笑话(第二十四回)。


   还有一类人冒充“名士”玩弄女人。像季苇萧在安庆娶了妻,到扬州又娶一个,有人问他“怎么又做这件事?”他指着“清风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的对联说:“我们风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第二十八回)至于宦家公子、仗恃手中几个臭钱糟蹋女人的,杜慎卿又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杜慎卿既是假名士,又是伪君子,花几个臭钱,玩弄了女人,还要把女人说得一文不值,真是丑恶之极。


   由于这类“名士”太多,南京的“妓女们相与的老爷多了,却也要几个名士来往,觉得破破俗”。(第五十三回)来嫔楼妓院的聘娘,结识了一个“名士”叫陈木楠的,他来向国公府徐九公子借钱,又向药店赊取人参、黄连等贵重药品来送给聘娘,终于欠了一屁股债务,逃之夭夭。还有一个自称“名士”的测字先生,听说聘娘会看诗,居然演出了“呆名士妓馆献诗”的丑剧。“名士”如此可笑,反映了社会文化低落的现象,可谓深刻之至。


   为什么明清时代的“名士”如此无文无行,可悲可笑呢?这是因为:


   第一,整个明清时代的文化已是八股化了的封建文化,所以在八股化的封建文化这个大染缸里,“名士”也就逃脱不了八股文的浸染。经“八股文”浸染出来的名士,与八股家便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


   第二,在明清时代,要达到功名富贵的目的,除了走八股取士之路外,别无他途。而这个时代的“名士”本来又都是些热中于科名的人,只因科场失意后,又不甘寂寞,于是就把做诗作为他们附庸风雅、结交官场的“敲门砖”。正因为他们大都本为科名失意之人,曾习研过八股文,所以他们做的诗也就自然而然带着浓重的八股酸腐气息。


   第三,通过八股文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仕宦之门的官场人物,大都无文无行,因而他们交往的那帮“名士”也就变得无文无行,真是近墨者黑啊!


   由此可见,在“八股取士”制度下,广大知识分子都变得无文无行,这证明了不仅以儒家“文行”并重的封建文化衰落了,而且连整个普通的社会文化都衰落了。《儒林外史》的客观价值,就在于它如此全面而深刻地暴露和批判了“八股取士”制度所造成文化的腐败现象。

 

作者:秦川 九江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

Tags: 责任编辑:花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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