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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的人文精神(2)
2011-11-04 10:18:36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1158次 评论:0
第二个问题:对元代读书人命运的再认识。我这里说读书人,或者文人,不说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近代从西方文化中引进的,西方文化界对何为知识分子更有许多学理性的界定。元杂剧的剧本和元散曲都是由元代的一些读书人创作的,而他们之所以能创作出这些辉煌的作品,是和那个时代给予他们一种特殊的命运有关的。我们要了解元曲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当然需要追根溯源到元曲创作者的生存状态。
  首先谈一下所谓“八倡九儒十丐”。这是一种对元代读书人命运的习惯性说法,而且很戏剧性地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悲剧性遭遇相比附。但只要认真一点对待史料,就发现这种比附是很不严肃的。“八倡九儒十丐”来源于何处呢?原来是南宋遗民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滑稽之雄,以儒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倡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岂在倡之下丐之上者乎?”谢枋得作为南宋遗民,对元朝有国仇家恨,他说的话当然有倾向性,不过他也只是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也就是有幽默感的人拿读书人开玩笑,这当然不可认真坐实,不能当作真正的社会等级地位的划分。
  另一个南宋遗民郑所南在《心史》中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这也是说的分类管理而不是等级划分。元代的户口统计,按不同的“户计”分开登记,如僧道户、儒户、医户、民户等。当然由于元代长期废除了科举考试,读书人不再有读书作官的传统老路可走,许多读书人在倡优伎馆里“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臧懋循《元曲选序》),与歌儿舞女混在一起,这种玩笑也就有它的社会现实作诱因。需要说明的是倡优有特定涵义,“伎乐曰倡,谐优为优,所谓伎乐歌舞之家也。”(徐元瑞《吏学指南》)倡优是指民间艺人,不是娼妓。要知道儒学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是在元代被赐与了最高的封号: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清两代就把王号取消了。元朝的理学是得到发展的,有不少著名理学家。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中说:“理学由北宋兴起,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元代始定为‘国是’,成为官学,而沿至于明清两代,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就朱学来说,在形式上虽然成为元、明、清的官学,可是也从元代开始,朱学本身的思想却是更多的兼融陆学。理学在元代的这种趋向,适成为后来王学出现的消息。同时,也在元代的理学中,许衡的‘圣人之道’和‘治生’论,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又是明清思想的滥觞。所以,元代的理学,在宋到明清之间是上承下启,有着重要的地位。”此外,元代的书院也是很有气象的。总之,元朝的读书人“读书作官”的道路确实不如唐宋和明清诸朝通畅,心理上会有挫折感,但绝不能夸大为“八倡九儒十丐”,这是很不严肃很不科学的。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主要是一些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一种情绪化和不认真对待史料造成的,研究元代历史的学者和著作则根本没有这种说法。
  元朝确实曾经较长时期中断科举考试,也恢复过考试,时断时续。这主要是蒙古人把持政权的需要,因为蒙古人文化水平低,要是按科举考试入仕委官,政权很快就会被汉人架空了。所以后来恢复科举考试,也要分两榜考试,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分开考,以保证政权不被汉人所篡夺。元朝读书人的人生道路因此不同于唐宋和明清的读书人,这是事实。但我们要看到这个事实有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元朝读书人因此走出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即更能体现人性自由发展的艺术家道路,而且从书斋走向了社会,与大众相结合。我们一方面说明清的八股文科举考试制度扼杀人才窒息人性,一方面又惋惜元代读书人不能“学而优则仕”,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明我们的惯性思维就跳不出“读书作官”。其实把元朝的读书人和明清的读书人比较一下,把元杂剧和《儒林外史》比较一下,就看得很清楚。是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张君瑞、裴少俊活得有意思?还是周进、范进、马二先生活得有意思?吴敬梓对八股考试反感,他本人其实也是一个浪子,他自己说“乡里传为子弟戒”。蒲松龄从少年时就参加考试,考了一辈子,考得头白齿豁,你瞧《聊斋志异》里对科举考试那种无奈和牢骚。因为中断科举考试,元朝读书人走出了一条浪子·隐逸·斗士的新的人生道路,创造出一种浪子·隐逸·斗士文化,这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还有一种简单比附需要澄清,就是把元朝读书人和文革中的大学停办和知青下乡作简单类比。文革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的专制压迫,禁欲主义盛行,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冬妮亚恋爱的插图也成了“黄色”,是一个封闭压抑性社会,后来才要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元朝却是一个勾栏瓦舍遍地,杂剧、散曲自由写作和表演的商业气息浓郁的开放社会。元朝产生了六七百个元杂剧,还有那么多元散曲,文革时期却只有一部小说八个样板戏,元朝是自由写作,文革是文字狱盛行,二者的差别太大了,怎么能乱比附呢?
  1958年田汉创作过剧本《关汉卿》,后来改编成电影,内容处理成“文字狱”剧情,关汉卿写《窦娥冤》,统治者禁止演出,朱帘秀违禁上演被挖了眼睛。那一方面是当时强调“为被压迫人民而战斗”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微妙地传达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某些心声,当然也许是无意识的,但这对元代的历史真实却是一种歪曲。因为元代很少文字狱,关汉卿根本没有因为写作和上演《窦娥冤》而遭受迫害。元朝孔齐《至正直记》有一条记载宋遗民梁栋因作诗被仇家诬告,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最后礼部判决说:“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可见元朝统治者在文化问题上是宽容的,有度量的。
  文革中知青下乡也染了一些“浪子”气息,有的人搞“地下文学”,后来出了一批反叛性的知青作家和知青人文学者,那毕竟是文革的副产品,是“后文革”的事。其实元朝和今天的社会有相似之处,商品经济,歌厅舞厅,自由与混乱,开放与放纵,读书人就像今天的自由撰稿人,肯定不像计划经济下有安全感,但自己的主动性也大得多。总之历史让元朝读书人走出了新的人生道路,创造出了新文化,这就很有意义。元代读书人形成了新的人文风貌,在元曲中最能体现其时代特色。
  那么这种新的富有时代特色的人文风貌是什么?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元曲的人文精神其具体内涵。元代社会的特点和元代读书人的命运是元曲人文精神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元曲的人文精神内涵则可用一句话概括:浪子风流、隐逸情调与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浪漫情绪,审美人生。这种人文精神在剧曲与散曲中都得到体现。这个命题我在1984年就提出了。我写了一篇《浪子·隐逸·斗士——关于“元曲”的评价问题》,文章当时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栏,引起一场学术讨论。有的学者反驳我,有的学者则赞成我的观点,热闹了一年。最后《光明日报》请出当时研究元曲的权威学者王季思先生,写了一篇总结性长文:《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我当时很有点洋洋得意,因为王季思先生在基本倾向上是赞成我的看法的。后来我又写了两篇长论文,收在《箫剑集》(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中,专著《大俗小雅:元代文化人心迹追踪》(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的第八到十二章作了进一步展开论述,一到七章是另一位学者写的,有些观点和我不太一样。下面就从浪子、隐逸和斗士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一下。
  我们从元杂剧中的男女人物形象、元散曲中的浪子情怀与元曲作家的浪子风貌三个方面来观照。
  杂剧中的生末也就是男主角都有浓郁的浪子色彩。第一号种子选手《西厢记》里的张生自我表白:“我是个猜诗谜的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红娘则形容他:“忒风流,忒敬思,忒聪明,忒浪子”,“敬思”是潇洒的意思。我们看,第一个定位词是“风流”,最后一个定位词是“浪子”。此外像裴少俊、郑元和等都是典型的浪子。
Tags: 责任编辑:花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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