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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2011-10-26 14:08:36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1772次 评论:0
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粲、刘桢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作家陷于极度苦闷之中。阮籍的《咏怀》组诗,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风貌。

第一节 曹操与曹丕

  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 曹操的文坛领袖地位 曹丕与七言诗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出身微贱,少时任侠放荡,好权术,喜“刑名之学”,为人简易无威重。年轻时曾被当时名士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曾随袁绍伐董卓,后迎献帝迁都许昌,自任大将军和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馀,不废吟咏,创作了不少出色的诗歌。王沈《魏书》说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曾收罗人才,对几乎失传的汉代音乐、歌舞进行了整理。曹操的诗,现存二十馀首,都是乐府诗,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一脉相承。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写的是初平元年(190)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歌如实地描写了义军由聚而散的情形,对袁绍等将领各怀私心、畏葸不前之态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诗末六句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其中也体现了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欲整治国家、统一疆土的胸怀和抱负。这些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深刻真实,因而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 (锺惺《古诗归》卷七)

  曹操乐府较多描写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前者如《度关山》,提出“立君牧民,为之轨则”,主张以法治理国家;同时还提倡要省刑薄赋,贵尚节俭。如《对酒》描绘了他理想中太平盛世的图景:“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后者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以及统一天下的壮志。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写出了大海孕大含深、动荡不安的性格: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歌以雄健的笔力,生动饱满地描绘了沧海的形象。大海那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也正是诗人博大襟怀的影写。

  曹操诗是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他采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比如汉乐府的《薤露》和《蒿里》本是挽歌,曹操却用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为写求仙;《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曹操用来抒发欲乘时努力,早成就霸业而前路坎坷、时势艰难的感慨。他的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所以胡应麟说曹操《短歌行》等诗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诗薮》内编卷一)。他的诗于悲凉之中多有跌宕慷慨之气,锺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陈祚明评其诗 “跌宕悲凉,独致超绝”(《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 (《钝吟杂录》)。如其《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接连用“神龟”、“腾蛇”和“老骥”三个比喻,从正反两面引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主题,情怀慷慨,真气回荡。宋敖器之《诗评》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是对曹操诗歌风格的确切评价。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诗体注入了活力。

  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影响了一代诗风,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诚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植的话丝毫没有夸大,“建安七子”中,刘桢、阮瑀、应瑒、陈琳、徐干、王粲,都是建安年间先后归附曹操的。其馀如女诗人蔡琰、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李坚,学者邯郸淳、仲长统,诗人繁钦等,也都为曹操所用。曹操将天下英才悉集帐下,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文学才华的机会。这些文人以饱满的热情,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与曹氏父子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代汉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给四十首,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园的《芙蓉池作诗》,纪游玄武池的《于玄武陂作诗》等。这些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煌煌京洛行》则举出古人成改的各种事例,供后人借鉴,与他《典论》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体现了曹丕诗的水平。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二首等。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写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忧虑。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馀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75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曹丕留守邺城时,常与文士们相聚宴游,诗酒竞豪。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回忆当时的盛况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曹丕与这些文人诗酒唱和,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

第二节 曹植

  政治悲剧与诗歌才华的展现 骨气奇高、辞采华茂五言诗的发展 后世诗人 的认同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生于乱世,幼年即随曹操四方征战。他自称“生乎乱,长乎军”(《陈审举表》),在时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响下,树立雄心,以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自期。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于失宠。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曹丕继任魏王后,诛杀曹植心腹丁仪、丁廙兄弟。曹植位为藩侯,实同囚徒,汲汲无欢,终于在忧愤中死去。曹植最后一任徙封陈王,卒后谥为“思”,故后人又称之为陈思王。在政治上,曹植是一位悲剧人物,然而政治上的悲剧客观上促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曹植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如《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此诗赞赏幽并游侠儿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寄托了诗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他的《薤露行》则以“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和“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自许,表现出他对政治与文学两方面的高度自信。

  曹植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其内容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如《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如同天真的童话,诗中以鹞和罗网代表恶势力,黄雀象征受害者,少年则代表曹植的理想。写出了恶势力的强大,朋友的无辜受害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诗以幻想结束,表达了作者愿望。而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则是《赠白马王彪》,诗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全诗共分七章,以感情活动为线索,集中抒发了诗人数年来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诗中痛斥小人挑拨曹丕与他们的手足之情,对任城王的暴卒,表示深切地悼念。这首诗在抒情中穿插以叙事、写景,将诗人后期备受迫害的感受凝聚起来,鲜明感人,是文学史上有名的长篇抒情诗。

  第二类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种葛篇》、《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等。这类诗歌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其主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评《美妇篇》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七哀诗》也很有代表性: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杯。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刘履评此诗曰:“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选诗补注》卷二)此诗命意曲折,感情凄婉,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第三类是述志诗。曹植用世之心,在黄初以后屡屡诉诸诗赋,《杂诗》( “仆夫早严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中说:“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表示愿为伐吴效力,但报国无门:“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诗末说: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充满慷慨之音。

  第四类是游仙诗。曹植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深感时常流逝,功业无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脱,于是写下了许多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诗中所描绘的神仙境界,皆明净、高洁,实际上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如《远游篇》:

  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大鱼若曲陵,乘浪相经过。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琼蕊可疗机,仰首吸朝霞。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情歌。金石固易敝,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

  曹植对神仙之事一直持否定态度,其《辨道论》即说“不信之矣”;《赠白马王彪》也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见曹植的游仙诗,实际上是其忧生之心、忧患之词。

  曹植的诗确如钟嵘《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钟嵘《诗品》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诗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诚如胡应鳞指出的那样: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 ‘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诗薮》内编卷二)

  曹植的诗歌受到后人的推崇,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由于文采富艳,二是因为他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三是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其坎坷的命运,使无数文人深表同情。刘勰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文心雕龙·才略》),也含有这个意思。古代不少诗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却大都身世沦落,而以诗词名世,他们的命运与曹植相似,所以对曹植多有一种认同感。

第三节 王粲、刘桢及蔡琰

  “七子之冠冕”王粲 仗气爱奇的刘桢 蔡琰与《悲愤诗》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为“七子”。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钟荣《诗品》列之于上品。

  王粲,字仲宣,今存诗23首。他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此前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代表诗作是《七哀诗》三首,尤以第一首最为著名: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此诗写诗人在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作乱长安时避难荆州途中的所见所闻。“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概括了战乱后生灵涂炭的惨象;“路有饥妇人”六句,具体地描写一位饥妇人抛弃亲生骨肉的场面,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清代吴淇评比此诗说:“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沈德潜说此诗为“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卷五),足见其影响之大。《七哀诗》其二写山川景物之荒凉、飞禽走兽之有家可归,反衬自己滞留他乡的痛苦,也十分真切感人。归曹后,王粲比较重要的作品是《从军诗》五首,主要描写诗人几次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诗歌再现了汉末战乱后农村田园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国效力的意愿。

  王粲还有一些在邺下时期与曹丕、曹植兄弟及其他文人唱和的作品,如《公宴诗》等。这些作品虽然是“怜风月、狎池苑”之作,但在诗歌题材的开拓、诗歌技巧的探索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

  王粲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谢灵运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自伤”是王粲的感情特征,贵公子的出身,遭乱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地感物兴怀、忧世悲己。这是他写诗的出发点,他的作品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这些都是从个人身世的感伤中展开的。因此“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上)便成为他的主要特点,却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王粲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方东树评之为 “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他的诗对后世也颇有影响,钟嵘《诗品》说潘岳、张协、张华、刘琨、卢谌等著名诗人皆源出于他,连魏文帝曹丕也“颇有仲宣之体”。

  刘桢,字公干,存诗二十馀首。在当时甚有诗名,曹丕即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他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刘勰说:“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

  刘桢的诗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

  他的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人弟》三首。这三首诗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其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刘履说: “初言蘋藻可充荐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节操之坚,而末章复以仪凤期之,则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选诗补注》卷二)其中第二首最佳: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写得豪迈凌厉,颇有“挺立自持”(陆时雍《诗镜总论》)、“高风跨俗” 的气概。与王粲不同,刘桢的风格是“壮而不密”(曹丕《典论·论文》)。同样面对动乱的社会,遭遇坎坷的人生,他更多地是表现个人愤慨不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充盈着慷慨磊落之气。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霜逼迫愈严,愈能体现松柏坚贞挺拔的本性。这种精神和气骨造就了刘桢诗歌俊逸而奇丽的风格。此外,刘桢的《赠徐干》诗,哀叹命运多舛,抒发愤懑与不平;《赠五官中郎将》四首,着重表现他与曹丕之间深厚的友谊,情词真切而又十分得体,也都是比较著名的作品。

  刘桢的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公宴诗》用华丽诗笔尽情写山水之美与游赏之乐。《斗鸡诗》是写斗鸡娱乐的作品,并无深意,但他能以极其精练的语言,传达出斗鸡之神采,同样体现了作者豪迈不羁的性格:“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长翘惊风起,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

  刘桢的诗纯以气势取胜,无论是抒情还是咏物,无论是写山水还是状禽鸟,都显示出其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就是欣赏他这种壮气。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掳至南匈奴,嫁左贤王,生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归,重嫁董祀。其诗今存三首,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较可信。此诗长达540字,共分三段,第一段写董卓作乱,自己被俘,以及俘虏们所受的虐待。以叙事为主,夹以抒情。第二段写胡地生活及被赎归时与儿子分别时的苦况,第三段写回乡后的生活,这两段是以抒情为主,夹以叙事。其中第二段写得最为沉痛: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这首诗重点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惨绝人寰的遭遇,从中可以看出汉末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诗人通过细节描写,具体生动地表现各种场面和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悲愤诗》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可以和《孔雀东南飞》比美,杜甫的《北征》等诗显然受到它的影响。

  另外,“建安七子”中陈琳、阮瑀、徐干等人,也都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作品。陈琳和阮瑀虽以章表书记见称于时,但诗歌创作亦较突出。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假托秦代筑长城之事,描写繁重的徭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颇具现实意义。

  饮马长城窿,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全篇以对话的方式写成,语言质朴,感情深挚,格调苍劲而悲凉,十分接近乐府民歌的风格。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描写一孤儿遭受后母虐待的情状,从侧面反映出汉末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

  驾也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噭々有悲啼。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其风格与汉乐府民歌《孤儿行》颇为接近。徐干诗今存4首,都是五言诗。其中《室思诗》为拟思妇词,共分六章,描写思妇忧愁苦闷的心绪,文辞凄厉深婉,感情哀怨缠绵,堪称佳作。而“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二句,尤为后人推重。另一首《情诗》在情调与风格上也都与此诗相似。徐干的《答刘桢诗》,表现他与刘桢的诚笃友情:

  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诗语高简浑朴,颇能反映建安时人通脱真率的精神面貌。

第四节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政治理想的高扬 人生短暂的哀叹 强烈的个性表现 浓郁的悲剧色彩

  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 “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游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 (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钟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第五节 阮籍、嵇康与正始诗歌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阮籍《咏怀》:政治抒情组诗的出现 苦闷与旷达 渊永的滋味与隐约曲折的风格 稽康与应璩的诗

  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曹芳、曹髦等皇帝既荒淫无度又昏庸无能,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废曹芳、弑曹髦大肆诛杀异己。此时文人的命运与建安时大不相同。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以终。山涛本来与阮籍、嵇康等人为友。同在“竹林七贤”之列,后来投靠司马氏。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嵇康诗亦“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因而正始诗歌也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貌,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注云:“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其三十二)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记。” (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 “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其五十三)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为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如少年之忽成丑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贵之难保(如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三十)。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咏怀诗》其一说: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末尾两句可视为全部《咏怀诗》。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又如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仅为孤鸟、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在这种局面之中,诗人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咏怀诗》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写诗人心虽悦之而无由交接,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其八十命意亦相似,只是又多了一层生命短促之悲。其七十九写凤凰的悲剧,凤凰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羽翼为秋风所伤,已无法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简直是阮籍的自况。《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正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阮籍诗中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充分反映了他极度苦闷的心情。

  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如《咏怀诗》其三十一,批评曹魏政权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官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有的诗则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常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有的诗则抒发自己的壮志,如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嵇康的诗,现存五十馀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而以四言成就较高。何焯《文选评》曰:“四言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语,此叔夜高于潘、陆也。”他的四言诗是继曹操之后一批成功之作。嵇康的诗,以表现其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其中《幽愤诗》自述平生的遭遇和理想抱负,对自己无辜受冤表示极大愤慨。诗末说:“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常吟,颐性养寿。”表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这首诗词锋爽利,语气清峻,可与其《与山巨源绝交书》合读。其四言《赠秀才入军》诗共十八章,内容是想象其兄嵇喜在军中的生活,但那洒脱的情趣却是属于嵇康的。如第九章: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想象其兄日后在军中的戎马骑射生活,形象鲜明,灵动生姿。与曹植《白马篇》相比,既有游侠儿的英武豪侠气概,又多了一种洒脱神情。又如第十四章: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想象其兄在行军休息时游猎弹琴、神情悠然的高超境界,也表现了自己的寂寞怀念之情。语言自然天成,形象而又传神。“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嵇康理想人格的写照,也是向来为人称道的妙句。其馀如《游仙诗》、《答二郭》三首、《述志诗》二首等,多写其鄙弃世俗、回归自然、高蹈隐逸之志。

  嵇康诗的风格,刘勰《文心雕龙》评为:“嵇志清峻。”(《明诗》)又说: “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体性》)突出了嵇康诗风与其人格性情之间的密切关系。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的诗亦如此。钟嵘《诗品》评其诗为“峻切”,也是相同的意思。

  应璩是建安诗人应瑒之弟,以《百一诗》闻名后世,其内容相当广泛,主旨是对曹爽的规劝。态度平和,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风人之旨。语言质朴,以言事与说理见长,形象则有所不足。

    摘自《中国文学史》 作者:袁行霈

Tags: 责任编辑:花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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