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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虚构”
2011-08-28 08:28:38 | 进入论坛 | 来源:南方周末 | 作者:不详 【 】 浏览:1937次 评论:0
迄今为止,所谓“新诗”,依然可以看作是类似于“虚构”的实践。在有记载的诗歌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一次诗歌写作运动,像“新诗”一样,主要是在新的命名的召唤下,在对于新的诗歌的想象和虚拟中,奇迹般地呈现其最初的规模,完成其初始的建构的。

    按照已经“经典化”的汉语诗歌传统(由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构成的汉语诗歌典范,在我们心目中至今依然是有效的,唐诗宋词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我们心目中至今认同的诗的语言。对于“新诗”来说,这实在是令人沮丧和绝望的[1]),也很难设想,一种差不多没有形制上的统一规定,没有固定的“抒情言志”方式,甚至没有统一的审美趣味的东西,可以集合在诗歌的同一个名称下,成为不止一代人写作的方向,成为新的自我造型和新时代的标签。

    然而,这就是“新诗”。

    因为“新诗”,我们不再可以把自己的全部想象力和创造力,便利地安顿在已经秩序化和定式化的符号及其象征系统中,因为演绎得足够长久、稳定、生生不息,它们显得非常有效,非常合理,它们所构成的支配性,远不止关乎表达方式,更关乎一种独特的对于人与世界的基本认知与信念。同时,因为“新诗”,汉语诗歌似乎变得从未有过地前程远大、气象万千,又似乎毫无着落、不知所止,延伸出来的每一步都是未知的历险,都是需要挑战自身全部心智情感,努力扩张汉语可能性的“虚构”。

    当我们还不习惯把这种未知和“虚构”看成创造性书写的必然命运,把这种未知和“虚构”转换成创造的契机,并且以十二分的谦卑与虔诚面对它时,我们常常心神恍惚,辗转不安,空前地狂妄,也空前地虚弱。

    一、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人们总是难免要将不确定的精神状态,将困境,将面向“混沌”的发问、感知,看成是暂时的,是难以忍受的,是需要加以“常态化”,加以自我修正、自我超越的。我们总是希望有一种将变化不居的内心能量程式化、格式化的永远有效的方式,可以凝定感性,凝定自我。也许,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奢望像定型古典诗歌中的“近体诗”一样定型“新诗”的潜在动机。我们总是试图为“新诗”寻找一种类似于旧体诗的相对稳定的语言,那种区别于日常生活的诗的语言,那种像旧体诗一样稳定的语法结构和象征系统。

    因循是可以让人自觉惬意与陶醉的腐蚀,而挂靠在宏大或优雅题旨上的因循,尤其可以化解面对空虚的焦虑,可以自我神圣化。这种诱惑,像影子一样伴随我们。

    然而,当我们依然试图将“新诗”纳入到或一具体的形式体系,纳入某种标准的情感和精神模式时,连我们自己也多少可以觉察到,这样的考虑,如果不是出于习惯性的文化专制主义,出于一元化审美的冲动,也一定是出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惫懒与因为创造力薄弱而无法阻挡的自我迁就。

    二、原始要终,我们早已经发现,对于传统的简单指控,并不一定带来自我的新生,而且,鲁莽灭裂的否定,往往是我们自身虚弱的表征。

    但是,如果没有勇气和力量对于那种由现实支配出来的传统与由传统支配出来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其实早已中断乃至摧毁了那些原本需要延续的传统,那些像闻一多所说的作为“基石”而不能任性地“开天辟地”的东西,只是,我们终究不难感觉到,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空间,无论是“环境”布置还是“制度”安排,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的下意识服膺与选择,不仅容易吻合整体主义的逻辑,甚至可以通过更高尚的名义,强化那种指向蒙昧的“实用主义”的思维,或者说,把牺牲(审美)独立性的自我消泯,当作自我提升的捷径,把带来自我沦陷的精神深渊当作美妙的精神出处——作不间断的清理反思,那种指日可待、一蹴而就的新生和所谓彻底的解放,就很可能只是又一次故态复萌、废然而返、重蹈覆辙的前奏。

    这是我们检视“新诗”历史和“新诗”创作者个人写作历史时,最容易看到的景象。

废名曾经提出:“新诗要别于旧诗而能成立,一定要这个内容是诗的,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则是诗的,不关乎这个诗的文字扩充到白话”[5],他几乎一语道破了关于“新诗”“旧诗”的根本性差异。然而,就是这个贡献了如此不可企及的智慧洞见的废名,这个见识卓特,性情狷介,其作品曾经被谑为“寡妇养孤儿”的废名[6],日后却坚决地回到了那种似曾相识的“诗教”的逻辑,毫无保留地认同“统一意志”,入情入理地为之作注求解,以至自悔平生,自认“毫无价值”[7]。废名如此,遑论那些总是自以为代表了“进步”“发展”“未来”的层出不穷的弄潮者。

    由此来看,伴随着“人”“文”的启蒙与更始,汉语诗歌的现代创生,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没有终点的事业,真正的审美解放与创造力的呈现,只能存在于坚持不懈的批判性的检讨与自我启蒙中。何况,汉字、汉语、汉语文化是那样一种长于传承而薄于“标新立异”的文字与文化,或者说,它们所累积的智慧和经验已经足够深厚,它们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是那样稳定顽固地趋向于一统与一元,以至于任何一种所谓创新,都可能也都很容易被纳入既定的解释系统中,难免被传统所收编,包括当这种传统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的时候。

    毫无疑问,对于诗歌来说,每一种文化,每一种语言,都会以属于自己的特殊性而赋予它某种意义上的宿命,然而,它又必须挣脱这种宿命,挣脱自己的内在约束,拥有足够充分的异质性,才可能获得自我的扩张与延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常常看到,那种真正有着“独异于众人”的勇气、禀赋和创造性,代表了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最高成就的人,往往正是那种与自身文化与文明的体貌特征迥然有别的人,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背叛者或者敌人。“人”既如此,“文”亦尽然。

    因为现实,特别是我们心灵的现实,不仅支配我们的认同,也常常支配着我们对于自我认同的反思,所以,当我们要求审美的创作冲动出自私人、秘密、幽寂的内心时,也往往不难发现,即使是所谓私人、秘密、幽寂的内心,其实仍然可能是高度政治化和道德化的。我们可以容忍集体的匿名的矫饰,而无法正视个人的真实的异端,可以袒露理智性的现实关怀,而不能敞开无论灵肉的生命冲突,可以认可甚至嗜好空洞的端庄,虚妄的崇高,装腔作势的典雅,而无法接受精力弥满的粗俗,不修边幅的率真,真实的狂野和恣肆,视道德政治场域中的变态、夸张、狂暴为神圣,而视个人生活中的人性——那难以省略的软弱、病态、放纵、歇斯底里、残酷、空虚、快乐主义为邪恶,一切从内心深处生长的绝望、颓废、失败、沮丧、龌龊,都是需要回避和包装的,所谓“高于生活”的理论,常常落实在这里

    这甚至构成了我们的某种无法割舍的“集体无意识”。

    当我们一直试图以抒情言志的方式把生命中无法定性的禀赋和能量纳入理性的范围,纳入诗化的“趣味”,并且要把它们修缮成为“人性的、太人性的”道德境界时,意味着我们一如既往地回避自我的“根本的欠缺”,回避生命存在真实的庄严与荒诞。

    而且,在不经意之间,我们依然不免习惯性地把审美的荒歉与失败,简单地归咎于时代、环境,或者政治、商业,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充实”着我们,“蚕食”着我们,“塑造”着我们的年轮,“敲打”着我们软弱的心灵,因此,这样的归咎显得毫无疑义,也无可厚非。

    事实上,内含批判力量与先锋意识的独立的审美精神,如果是一种已经内化为精神气质的艺术觉悟,我们又何尝不能把所谓环境——从来就像尾随着狮子老虎的食腐动物一样的环境,看成是成就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精神高度的艺术的契机呢?时代永远在旺盛地成长着的,从来不会是艺术的保姆,而是它的敌人。而传统,无论你把它神圣化还是妖魔化,也只有在我们拥有足够别异于传统的创造空间和创造能力时,它才会如同故乡明月一样,在属于你自己的时空中,在你自由的沉迷与松弛的记忆中,美轮美奂、动人心扉,成为你灵感的源泉,成为你的创造物抹不去的底色或者标识。

    三、柏拉图《会饮篇》中,女巫狄俄提玛教导苏格拉底什么是哲学的智慧,她说:只有极少数人,有属灵的情欲,就如大多数男人对女人的情欲一样,他们对真理的奥秘动情,成为上帝与世人之间的精灵。

    即使在所谓理性扩张,审美泛化,艺术创造不再神圣也不再神秘的“后现代”,我仍然相信,真正的诗人(艺术家)不能不是那种成长了柏拉图所说的“属灵的情欲”的人,而且,他常常生活在“阴影”里,藉此,可以沟通生命世界广大无边的“幽暗”,并且将这种永恒地生长着繁衍着的“幽暗”,置于他的观照之中,而不只是在青天白日或者清风明月中“咳嗽成珠玑,嬉笑成莲花”。否则,我们累积千年的抒情,只需要“豪放”“婉约”“阳刚”“阴柔”几个概念,就可以区分其中全部的心灵差异,我们的基本语汇,也可以限定在驾轻就熟的范围内,而自以为诗意盎然。[8]

    “新诗”之所以需要称为“新诗”,除了超越旧体诗词的书写方式之外,它还应内在地拥有着不同于传统的思想、情感与美学气质,“新诗”之最终可能成为新诗,成为汉语诗歌的新“典型”,“虚构”不再是虚妄不实的,即使不是全部,也一定基于我们需要把现代生活条件下呈现的人性内涵,更充分地纳入审美表达,基于我们不仅需要重新定义人,重新发现人道,而且,需要去发现和认同新的秉有“属灵的情欲”的诗人,这种人以“肉眼凡胎”为根基,却似乎沉迷于“肉眼凡胎”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另一个自我”,而且可以响应那个无止尽的世界、无止尽的自我的召唤。

 


[1] 梁宗岱在1931年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怎样才能够读了一首古诗后,读我们底诗不觉得肤浅,生涩,味同嚼蜡?更进一步说,怎样才能够利用我们手头现有的贫乏,粗糙,未经洗炼的工具辟出一个新颖的,却要和它们同样和谐,同样不朽的天地?”见李振声编《梁宗岱批评文集》21页,珠海出版社1998

 

[5] 《新诗问答》,废名 朱英诞著 陈均编订《新诗讲稿》第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在同一篇文字中,废名还说:“旧诗的内容尽有变化,其运用的文字却是一个性质,然而旧诗之所以成为诗,乃因为旧诗的文字,若旧诗的内容则可以说不是诗的,是散文的……无论是诗也好,词也好,古体诗也好,今体诗也好,其愈为旧诗的佳作亦愈为散文的情致,这一点好像刚刚同西洋诗相反,西洋诗的文字同散文的文字文法上的区别是很少的,西洋诗所表现的情思与散文的情思则显然是两种。中国诗中,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确是诗的内容,然而这种诗正是例外的诗。”

 

[6] 《竹林的故事》“赘语”,王风编《废名集》第11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 《谈谈新诗》,王风编《废名集》第633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欧阳修《六一诗话》载:“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之。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词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见《欧阳修文集》卷一百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51页。

 

Tags: 责任编辑:花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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