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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9O年代新历史小说的创作特征(一)
2011-01-04 14:00:15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2676次 评论:0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小说;历史文本化;重写
  [论文摘要]:拆解历史、颠覆宏大叙事构成新历史小说独特的审美意趣,这一重要的创作现象的出现和形成,既有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支撑,也是新时期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小说家们以历史文本化的观念进行创作,实现了重新解读历史的写作意图。

    1986年,乔良的《灵旗》发表,因其对湘江之战的官方历史作了新的解读,而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随后,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生命形态,章显出以民间文化和原欲为基础的生命意识冲动。这种将文学文本置于历史之上的非意识形态创作与《灵旗》中那种拆除历史二元对立的新的思维方式,为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提供了意识形态转换的范例引爆了新历史小说在90年代的热潮。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反思性的、实证性的,它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文学只是力图对真实的历史做出客观的反映。历史也是文本,它的虚构成分和叙述方式与文学十分相似,“历史和文学具有“互文性”。这种降解旧的意识形态中历史地位的理论观点,为重新解读既定的历史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历史的古老主题中,觅得“改写”的快意,踏寻写作的新途径,建立新的文本意趣,使新历史小说成为90年代小说的重要流向之一。
    一、民间立场对民族与家族历史的楔入
    “史诗”是20世纪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建国后的“史诗”创作过于追求如实记录历史的过程,损害了作品持久的艺术魅力,况且,当代历史的曲折性、作家透视生活现象时可能出现的短视和盲视等局限都是最终使作品史诗价值受损的原因,特别是正史的权威性导致了解读历史的多种思维存在的虚妄,造成史诗的精神向度匾乏。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创作有意疏离了传统的历史题材写作模式,把民族历史的演进放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去挖掘和阐释,从家族史的切人点展示民族史。
    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在浸染着浓厚的宗法制社会文化氛围的白鹿原这片土地上,展开了善与恶的较量。传统文化精神的渗人,使主人公白嘉轩格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朴素理想,履行着仁义兴邦的基本信条。作品中,民族文化的恒久性与历史偶然性的融会,构成作者对演绎中国历史的自我性认知和解读。与梁斌的《红旗谱》相比,陈忠实笔下的中国革命者们,没有那样强烈的阶级趋同色彩。在国共合作时期,白灵和鹿兆海是靠掷币决定两人对不同政党的选择……在新历史小说创作中,历史违背常理的偶合常被应用为“改写”历史的“合理性”依据.由于偶然性的存在,使历史变幻多端,人物的命运在无常的状态下难以把握。历史文本的迷津,使历史重写成为可能和必然。白鹿原上年轻一代命运的扑朔迷离,正是现代政治文化对传统的家族文化和宗法制文化阻遏所造成的历史飘摇不定的隐喻。
    在《白鹿原》中,家族史是追寻民族历史的一个落脚点,与之相比,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叙写藏族部落土司制度繁荣与崩溃的历程时,家族的意味要更浓重一些。“我”这样一个在他人眼里的“傻子”,由于历史的偶然,顶替了聪慧的哥哥继承土司的权位。一个傻子比聪慧的人更能干,他不仅带来了边界易货的繁荣,还差点改写了本民族的历史。年代对于家族史的写作,更多地体现了作家试图拆解正统的民族史书写的价值诉求。家族化、村落化、地域化、地区化题材的选择,是作家拉近民族史距离,颠艇“宏大叙事”,重写历史的目的达成之策略,正如莫言离不开鲁地东北乡高密;张炜在前工业文明时代转向‘’野地”……还原历史的欲望出于敞开曾被正史遮蔽的历史的另一面或多侧面,因此,民间叙事成为最贴近历史本真的一种写作立场。
    民间是一个庞大的话语体系,具有强烈的自足性,它比“庙堂”的正统话语政治和“广场”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腔调要深沉和丰富得多.“民间话语的这种自足性实际上是民间生存自足性的反映。同时,民间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场”,充斥正、负两极的诱惑.莫言是民间写作成就较高的作家之一,他以原始生命的张力作为叙写的基础,以民间生存状态的还原去拆解正统历史.他一改共产党领导人民八年抗战,艰苦卓绝的思维定势图式,抗战成为土匪余占整式的农民纠结起来的自发性组织。在《丰乳肥臀》中,他还写到这种组织的涣散和不湛一击.他们打鬼子不是完全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痛恨.有的人就是为在小帮派之间逞风,或是出于义气,甚至有人是凑热闹。当然,这些并不妨碍中国农民大义、勇敢、智慧的性格揭示。但是落后、庸俗、愚昧、残酷等人类文明力图摈弃的杂质和劣质在民间文化里隐藏得最多,如何在其中择取艺术的感悟,是民间立场写作的关键。张炜在《九月离言》中所赞美的是“绒”村人安于民间生存的状态和他们执着的精神信念,也许为民间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虚构对“宏大叙事”的颠覆
    先锋文学最大的成就,在今天看来,应该是在虚构的追求中,极大地促发了作家的想象力,它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的客观反映论,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先锋作家们把他们虚构的天斌发挥到极至,并使它成为90年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种文本组织手段。在新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这种手段的运用与解构历史、重写历史的创作愈图天衣无缝地契合,让历史文本的虚构与文学文本的虚构达成统一。
    1989年苏童发表了《妻妾成群》,被认为是最好的新历史小说作品.在众多的评论中,有人把它看作是关于一夫多妻的故事,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关于旧时代的女性故事,而在苏童自己看来,应从痛苦和恐惧的角度来理解这部作品。文本阅读的个性差异也是对历史的个人化理解,由于差异的存在,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就会随时发生.在政治一元化、历史一元化的语境中,差异意味着误读或称之为曲解,然而在苏童的小说中,他有意地去误读和曲解历史,这就形成了文学文本的虚构.苏童在谈到《我的帝王生涯》的创作经过时说:“用小说来反映历史的进程是一种值得茸敬的小说意识.但事实上许多人试图把握和洞悉的历史是个人眼中的历史,我认为历史的长河中的人几乎就是盲人,而历史是象,我们属于盲人摸象的一群人.。《我的帝王生涯》的写作大概只是一个很长的白日梦,在北京上学期间我多次去故宫,那里的红墙绿瓦浮云沧桑诱使你做这种白日梦.这个小说中的历史是无法对号的,因为是虚构,我写这个小说的真正冲动在于设想了端白戏剧化的一生,正好配合我的多余的泛滥成灾的想象力。”虚构的大燮国和端白的帝王生涯,表达了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拆解意图。大燮国王的地位至高无上,端白的理想却是做一个民间艺人,这使后人对帝王的生存处境产生怀疑.端白命运的起伏和他最终目的的实现是出于偶然事件,和他14岁时父亲突然驾崩,他不得已当上皇帝一样偶然。苏童的小说还在有意地对原有的历史模式进行解构之后,确立一个新的解释历史的维度,以达到重写历史的目的,《红粉》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代表性。
Tags: 责任编辑:花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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