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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的报刊情缘与编辑责任(一)
2011-01-05 16:00:09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2522次 评论:0
  摘要:作家、编辑身份的聚合使沈从文具有割舍不掉的报刊情缘。他适应媒介特点、利用媒介资源,成功敲开文学创作之路;他坚守媒介社会良心,践履编辑责任,频频卷入文学论争的漩涡;他慷慨解囊、倾心相助,扶持并培育了一大批青年作家。
  关键词:文学创作 编辑责任 沈从文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现代媒介的演变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出版事业的日益繁荣,报刊杂志的兴盛发达,作家、编辑的身份聚合,对于文化思想阵地的繁衍、文学社团流派的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本文以沈从文为例,剖析现代传媒对于作家成长的重要性及报刊编辑如何践履社会责任。
  
  一、圈内效应与四面开花
  
  近代以来,大众传播的变革使刊物成为团结同道、形成风气的核心力量。各大报刊注重凝集作家、编辑和读者,形成风格多样、追求各异的社团和流派,彰显出文学报刊对作家个体和群体成长的重要意义。同样,作家个体熟悉报刊,走进媒介圈,发现或培育自己的园地,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
  沈从文对此深有感触:“现代史许多举例示范作品,当时似乎即半为编辑催逼而成。……弟二十年来多数作品,也多半是徐志摩、叶圣陶、徐调孚、施蛰存晰先生主持杂志编辑时,用‘鸡毛文书’方式逼出。”
  沈从文的幸运在于遇上了一个文学至上的时代,遇上了一批惜才爱才的大家。郁达夫冒雪看望并相助的佳话早已广为传颂,胡适去西会馆探望并为其推荐作品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北大教授林宰平襄助,并向徐志摩、闻一多等推荐,也给了沈从文极大的动力。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后,沈从文更是迎来了投稿生涯的春天。
  沈从文不断融进媒介圈,结识了一大批著名作家、编辑、学者,作品随后陆续发表在《晨报副刊》、《京报,民众文艺》、《语丝》等刊物。1925年,是沈从文的首个丰收年。这一年,他公开发表作品61篇(首),除绝大部分(44篇)发表在《晨报副刊》外,他还把投稿范围扩大到《燕大周刊》、《京报副刊》、《现代评论》、《晨报-文学旬刊》、《京报,国语周刊》等近10个报刊。1926年和1927年,沈从文继续以《晨报副刊》为重要园地,大量投稿或应约写稿,并向北京及上海的《晨报副刊·诗镌》(周刊)、《小说月报》、《世界日报·文学》、《现代评论》、《东方杂志》投稿。两年间,发表各类文体作品80篇(首)。
  这样,沈从文以作品为媒,与北京地区众多文学报刊建立了联系,并同报刊主持人由陌生到相识,由相识到熟知,逐步结识与文艺界相关的其他各界知名人士。他由此获得各种学习、工作机会,北京北新书局和北京晨报社先后正式出版《鸭子》、《第二个狒狒》、《市集》三个集子。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沈从文的社会影响力,为其生活和写作带来极大的便利,让其作品在各大报刊四面开花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二、媒介责任与文学论争
  
  考察沈从文的报刊情缘,其参与、经历的文学论争自然进入受众的视域。
  据统计,1917-1949年间,中国文坛先后发生了规模不等、大小不一的文学论争近90次,几乎囊括了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所有作家。沈从文认为,这些论争属于“无原则无结论的攻讦誉扬,大都对人不对事”;“文运斗争争吵过多,竞争工作表现少,也作成我不懂‘政治艺术’为何事。因文运中和政治中彼此分合无常形,无定性,难于适应。”他认为这些论争“对工作进步实际毫无裨益。对年青人尤无益有害。”自己“取不介入态度”,“和文学运动的活动隔离。”
  其实,无论哪次文学论争,都可以使作家群体和个体在相互冲突中相互刺激,在相互竞争中相互制约,在相互对话中进步,在分化整合中趋于平衡,从而为文学事业的发展注入动力、提供活力,最终促进文学事业的良性发展。沈从文显然过多突出了文学论争的负面效应。同时,他并未超然于现代文学的内源性生态环境之外,更未与所有的文学论争或文学运动一概“隔绝”。在那样的文学环境下,既有“顽固、执拗”的性格,又要坚守并重造自己的文学理想,沈从文不可能采取消极旁观的姿态,更不会作其中的“山人隐士”。
  实际上,自1930年代开始,由沈从文发难本意在捍卫文学创作的独立自主原则,最终难免陷入文坛论争就达六次之多:第一次是1933年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批评迎合文学商业化的“玩票白相精神”,希望作家谨守自己的职业,多在创作上取得成绩,引发“京派”与“海派”之争;第二次是1935年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对《太白》、《论语》、《人间世》等刊物间“对骂”式的论争提出批评,一句偏执的“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股脑儿变成丑角”引来鲁迅关于文学刊物之争的诚恳批评;第三次于1936年和1937年先后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和《再谈差不多》,批评作家们过于注意“时代”而少于过问“艺术”导致文艺创作中的“差不多”现象,引发了一场“反差不多运动”;第四次为1939年和1942年针对抗战初期文学创作质量急剧下降的特定情况,发表《一般或特殊》和《文学运动的重造》,提出作家应以文学为武器,而不能去从事一般的抗战政治工作,被认为提倡“与抗战无关”论,遭到左翼文坛大规模批判;第五次在1940年代初因在《战国策》上发表《烛虚》等,被划归“战国策派”长期受到误解和批判;第六次是1940年代后期发表《从现实学习》、《一种新的文学观》、《芷江县的熊公馆》及小说《看虹录》、《摘星录》等,主张有识之士发起一场新的文学运动,重造民族建国的“经典”,被判为“第四条道路”的代表、“桃红色作家”、“清客文丐”、“地主阶级的弄臣”,受到大肆讨伐。
Tags: 责任编辑:花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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